浙商之道分论坛二

 　　主题：商帮文化和浙商特质研究

　　时间：10月27日下午2:00—5:00

 　　地点：之江饭店主楼五楼多功能厅

　　主持人：吕福新(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嘉宾下午好，非常感谢大家参加“创业创新、浙商之道”高峰论坛分论坛二，商帮文化和浙商特质研讨会，我作为这一次分论坛的主持人，下面有请第一段演讲嘉宾：

　　商帮文化研究院(浙江)院长谷迎春《商帮文化与浙商之道》

　　省社科院教授、龙游帮研究专家陈学文《天涯贾客遍地龙游》

　　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卢长崇《晋商的借鉴意义》

　　安徽大学徽商研究专家卞利教授《徽商的儒学精神与现实意义》

　　宁波大学宁波帮研究中心主任戴光中《宁波帮探源及现实意义》

　　温州大学马津龙教授《温州模式再思考》

　　台州市社联副主席谢绍银《新台商的基因解析》

　　浙商研究会副会长胡宏伟《浙商批判与思考》

　　上海陕西商会会长周瑞勇《论新商道》

　　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中心杨轶清《浙商成长与淘汰规律》

　　主持人：各位专家嘉宾大家好，为了方便交流我就坐在中间了。关于商帮文化和浙商特质这个研讨，氛围浓一点，我们交流起来其实耐人寻味的东西还是很多的，下面有请这次会议的承办单位，龙游县的副县长周向军先生讲话。

　　周向军：各位专家、学者，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金秋十月，丹桂飘香，能参加今天这个论坛，我感到非常的高兴。首先要感谢组委会搭建了这么一个良好的交流、学习的平台，能够倾听各位专家的学习成果。龙游现有面积1143平方公里，人口是40万，商帮文化源远流长，留给了我们丰富的遗产，历史上的十大商帮都各领风骚，龙游商帮以县域命名的商帮，享有遍地龙游的美誉，龙游商帮以独特的商帮性格和品质屹立于商帮中，龙游商帮积极参与浙商论坛，通过几年的努力龙游商帮文化得以不断的挖掘，龙游商帮精神不断的丰富，重山亲山爱山的氛围不断的浓厚，龙游以更加开阔的心怀来欢迎四方的宾客来龙游，龙游实施工业立县，特色县发展战略，作为龙游发展的主战场，龙游以高起点、特色化、跨越式发展为目标，实现了传统社会的发展，龙游发展的后劲大，规划工业发展空间50平方公里，近三年来引进了337个招商引资项目，其中5千万以上，70余个，使得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大幅提升，这次论坛是高品位、高层次的论坛，怎样充分挖掘商帮文化，怎样找到商帮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切合点，都需要我们汲取商帮文化精神，这一过程任重而道远，各位专家、学者知识渊博，乐于奉献，在自己所在的领域建树重大，我相信通过你们的不懈努力，一定可以把商帮文化继续更好的发展，最后预祝论坛圆满成功，祝在座的各位同志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主持人：历史上的龙游商帮是历史上重大商帮之一，有着非常厚的商帮传统和文化底蕴，同时政府也非常的重视现代商帮文化，今天的会议把历史的商帮文化和现代的商帮文化对接，我们有请商帮文化研究院的院长，是学者的老汉，不是种田的老汉，谷迎春教授有请！

　　谷迎春：这个题目实际上是命题作文，我原来研究的一个题目想做发言的，是关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但是在今天的情况下，讲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讲的再全面都恐怕带来负面的效应，作为我们的教授之命我们就讲商帮文化，我准备了一个提纲，两个内容，十分钟。

　　关于商帮研究的两个问题的思考，也就是说我们从90年代开始的，特别是从浙江人、浙江老板开始的形成了一个口号，叫“文化搭台、精益创新”，我们现在正在走出这种模式，因为文化越来越走向经济、企业决策的决策，而不是作为一个经济的附属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研究企业文化，我们现在最热的一个概念就是“商帮文化”，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中国人在经商里，在经济学理论上的一个跨时代的提升。经过十几年来的商帮文化研究，我觉得我们首先得肯定，和在座的同行们一起的回顾一下，我觉得商帮研究，特别是商帮文化研究，第一个好处，第一个功劳就是，实际上我们充分历史感的总结中国商业发展历，我们把中国的经济史从商帮的角度里迈出来，第二个在民族自豪情结中传承文化，我们要讲讲自己的老祖宗，就是从商帮文化繁荣开始，我们总结2千年的商业文化的发展史，这个也无形中提高了我们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第三个方面我们商帮文化研究，为我们省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智慧，这一点我看不要再多讲了，我们的主持人是专门提供智慧的，是专门研究的。

　　第五个方面是比较薄弱的，实际上走在了我们商业文明本土化建设的路程，商业文明的本土化太重要了，今天上午有一个研究的学者，也是慷慨陈词了，很激昂，在发言中他的声音启发了我们一个问题，我们不要懂得风暴来了，次贷来了之后，我们几十年来经营管理的理念，经济学的经营理念，很多都是辛辛苦苦的年轻学者搬来，但是运用的怎么样，金融风暴给我们上课了，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商帮文化研究上也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本土化，要中国人，要说中国话，这个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还是记住了。

　　我们回顾商帮文化研究的一个历史过程，或者可以肯定功绩在哪里，为我们正在兴起的商业社团提供了一个理论支持，上午有一位专家学者讲到了，随着改革开放，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商会，中断了多少年的商会崛起了，重要的第三者力量就是一个，这个远远不够，因为我们在座的官员们没有，如果官员有的话，我还要说，还要思想再解放一下，没有第三者的力量，没有社团力量的介入，靠政府的力量，没钱干事，因此明天展望一下，社团是一支最大的中间力量。这一点，商业社团，或者企业社团更有力量，因为什么？资本，资本是一个磨坊，不得了，政府效应都会来的，我们的商帮研究仅仅从商帮文化的概念来说，也就近10年的时间，但是它的五大功绩不可磨灭。

　　第二个方面的思考，商帮文化研究浙商，还有它的弱点，或者正面说就是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这只是我个人的思考。另外一个方面我讲的，要理性看待全球化的双重性、双刃剑，这个话我们在五六年以前讲过，没人听，甚至很反感，现在华尔街给我们“上课”了，事实上好多比较认真的，有远见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指出了，包括文化学家，就是全球化、全球化，我们感到好像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事实上真的就不是那么回事，但是没有实践的教训，这句话我们理解起来太肤浅了，今天我们开始感到“痛”了，于是乎感到双刃剑的问题引起了我们的重视，而我们研究的商帮文化实际上宏观的大背景就是要看到中国人、民族工业到1万年都如此，我们傻乎乎的，来的都是朋友，就保持了奥运会说的，当然别人高兴了，事实上来的都是朋友，他们的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吗，中国人有中国的位置，中国人的特性是改变不了的，因此我们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冷静的思考，我们才可能作出我们本土化的一些商业文化建设。

　　第二点，我觉得我们的商业文化的研究，要认清研究，要克服一种重学轻术的倾向，特别是一些上面的指挥棒，在座的大家都明白，有钱就有书，就书就是所谓的学问，那是多余的文化，说的难听一点是文化垃圾，再难听一点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笑柄，不是吗。我们现在研究商帮文化是什么？是给我们正在起飞的中国经济，正在艰难跋涉的企业一种助力，今天上午的发言，大家平心而论，你最愿意听哪一位的发言，什么问题，因为它是从学开始，然后落脚到术，光是习，没有术，不是立足世界改造的东西，所以我说是“把玩”文化。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弊端，所以要克服这一种。

　　克服这两个的前提下，我们觉得在具体研究中，我的体会不一定准确，我觉得历史怀旧感浓重，这是一个倾向，我们研究商帮文化是要尊重历史，是要构成历史，但是不能怀旧，我看到的，我读到的一些著作，怀旧的味好像浓了一些，这个纂，那个纂，但是纂还是要纂出去，要钻到今天、眼前，我觉得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第二个倾向就是对昔日商帮在历史上，商帮的誉美过剩，这个是中国人好像一个性格特点，就是浓重的自卑以后，就开始狂妄自大，就是我们在回顾祖宗的时候，有一些溢美之词过分了。这也是我个人的看法，同样在商帮文化的研究，在写纂的时候，要秉承历史，要实事求是。实际从流氓到图腾是一个过程，我们光看到图腾的一面是不够的，这是我想到的第二点。

　　第三点经院化学风开始显现的，也就是说我们抠字眼，嚼概念，脱离企业经营实际，这是学者的概念，但是由于这一种研究应该是尽量的摆脱经验化的现象。

　　最后一个是生搬硬套，什么西方有的理论，我们老祖宗早就有了，这个东西也是说穷惯了，富起来以后，就狂妄自大了，这种心态在我们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认真做调研，我接触了很多，包括我的同事、学生也好，现在做东西，不做调研，抄书、抄自己的，抄网上的，在我们商帮文化里也有了，老汉没别的事，看了很多的文字，似曾相似，这种现象在商帮文化里也出现了，要注意真正做调研，有了调研之后，说出来的话和没做调研说的完全是两回事。

　　还有官员、学者、企业家，这三个人凑在一起，他想出来的东西，写出来的东西更实惠。再一个小题大作，我们现在有一些论文比较大，我们的学问也好、书也好，现在叫做文化概念膨胀，有一些词太吓人了，有一些题目也太吓人了，小题大作才可能深入，天天搞创新，没那么多创新的，变个角度说说话就不容易了，怎么办？就要深入调查。

　　最后一个改变学风，商帮文化本来是本土的，但是我看一些论文，弄了很多的概念，这个东西你说糊弄老百姓还可以，但是搞商帮文化研究的，这样做除非显得你新的文化出现以外，没有别的，特别是在座的年轻的学者，老汉说的话也不一定对，不对的骂我也没关系。

　　主持人：商帮文化的研究，从两个角度，一个是当今的国际环境之下，由美国率先兴起的全球经济回落，还有中国自身的，改革开放30年来，遍地黄金环境的松解，还有不要照搬西方的，适合自己文化的保护，另外我们生存的中国土地上，文化其实就是我们的根本，就是“土壤”，所以它影响了浙商经济的发展，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今天下午的会议尽量充分的体现，我们商帮文化为浙商的世界到底起什么作用。第二我们今天来了很多研究各个商帮的学者和专家，难免每一个人从自己的角度阐述问题和看法是必要的，难免会有偏差，把多种文化加以阐释，今天的文化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把多种商帮文化结合起来，对中国的文化是有意义的，同时又有交流和切磋，使我们对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一点。历史的商帮是历史上积淀下来的文化，我们有这方面著名的研究专家，陈学文教授，谷迎春院长说了你是这方面的大专家，请你来就龙游商帮的文化发表你的高见，有请陈教授！

　　陈学文：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让我来讲一讲龙游商帮的事情，我今天讲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讲“明清时代的龙游商帮”，第二个问题，如何研究商帮文化与浙商的联系，刚才谷迎春教授讲的很好，研究的思路提出来了，就是要本土化和国化，现在这个学术研究上，实实在在存在一种浮躁的，照抄、照搬的，有一点电脑化的，光从电脑上二手材料抄回来的，快是快，但是没有概念，经不起时代的考验，也在历史上将被淘汰掉，所以我们研究历史，研究经济史的人，很注重一点，刚才谷迎春同志说的一样，多少东西都将被淘汰的，经得起考验的可能就是一篇文章，宋代的一个大学者也讲到这个问题，学问是要继承、发扬，要作为终生的事业来发展，要排除浮躁的情绪，现在回到讲话的问题上来。

　　第一个讲明清时代的龙游商帮，这个在2001年的时候，台湾出了一个刊物，台湾近代著名商帮，本来四大商帮他只原了六个，晋商、徽商、宁波帮、龙游帮等，让我写了一个文章，我就写了，写了之后，美国非常的敏感，他对台湾的中国商帮研究很重要，美国一个文章在06年连续把这四篇文章都登出来了，说明商帮文化具有世界的意义，为什么这个四大商帮里，以县名起的只有龙游商帮，晋商是地域商人，是陕西的，徽商是徽州地区的，当然安徽现在有这种说法，好像是安徽省的，这个定义是不正确的，应该是徽州商人。还有一句话遍地龙游，说明龙游商帮在明清的时候已经是非常著名的，形成一种力量，它以县命名的，是四大商帮中唯一的，有人说四大商帮你们拼拼凑凑的，不能这样说，这个比较严肃，当时的商帮会长，他提出要编纂四大商帮，请了几个人商量，请了两位教授，我们都参与其事的，当时我就提出来，他们都想了叫我研究徽商，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50年代开始研究徽商，不是研究龙游帮的，实际上我的文章是徽商的文章多，但是当时有这么一句话，就引起我的思考，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遍地龙游，所以龙游商帮我的鉴定是这样的，在商界源流最早是龙游商帮，然后是宁波帮，是这样过来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好多同志就问了，你不是龙游人，怎么研究龙游商帮，这个问题今天不回答，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和今天会议没有直接关系。

　　还有大家提出一个问题来，为什么在现在来说，比较偏僻的山区地带会形成一个这么著名的商帮什么道理，这个问题需要解释了，我觉得应该注意到，商业、商帮，这个活动有它的地域性，必须要具备着交通的条件，古代的时候，龙游这个地方居住地区是号称四省的交通重地，福建、江西、安徽、浙江交通要道都在这里，古代的盐道就是从这个道运到湖南、安徽的，所以这个地方交通特别发达，龙游这个路道和水地都分布的非常广泛，这个地方的交通条件非常好，所以这样便于商品的流通，第二个需要注意到本土化，我这里还强调这一点，我们浙江是南孔的所在地，南孔儒学对商帮的影响非常大，儒学的祖地我去拜访过，孔庙都去看过，但是儒学的发展有两大路，一个是和官方结合的，南孔到的南宋的时候，随着南宋南迁的时候就平民化，特别到了明清的时候，形成了浙东学派，他们认为市是摆在第一位，王阳明就这样说过，就是根据每一个人的素质，你适合做哪一种事情都对社会有贡献，就是社会比较平等。最近06年龙游发现了一个塔，衡山的塔，这塔里面发现了一个塔铭，有八个字，这个八字很重要，“买卖随心”，就是强调把功名买卖排在第一的位置上，都认为经商是第四等的功名，应该是一样的，所以儒学的影响后来对我们浙商的影响非常大。

　　第三点这里的物产比较丰富，再一个龙游地方的人居地方比较多，所以形成了龙游商帮。

　　还有一点就讲龙游商帮的特质，特点是什么，第一注重生产，我们研究商业资本，研究商帮必须要研究商业资本，商业资本在中国传统的社会里，一个是土地资本，一个和生产结合，我们行业的商业资本到底是什么样的，龙游商人就把走向生产，就是发展创业、造纸、印刷术，所以在研究徽商的时候就提出这个问题，老是强调中国的商业资本走向土地，可是徽商当时也进入了生产的道路，商业资本开阔了广泛的道路。第二具有开拓的精神，明朝民间，就是1465年，龙游商帮给嘉兴的商人一直走到云南楚雄那个地方，有3-5万人，这么一个大规模的人要到云南进行农业开发，这里面龙游的商人，那时候的交通条件，这么艰难到了云南去开发。还有经营海外贸易，龙游商人进行珠宝商业。

　　还有一点注重商业道德，这个和儒学的道德关系比较大，当时一个龙游的大商人，他有一次在石门这个地方进货，带了很多布，结果在运输的过程中被人抢了，本来和这个商人没有关系的，但是他说这个损失我们赔，这么讲信用，后来石门这个地方，源源不断的供货给他，还有一点儒商很重视行业文化，因为和他经营的实业有关系，主要是印刷业，像当时的大商人，那些明朝大大学问家，都和他是好朋友，还有唐宋之，就是现在的国防部长这样的人，说明龙游商人的素质非常高。

　　所以要继承和发扬浙商优秀的传统，提高自我的修养，我今天在网上看到，鲁冠球的一封信，我点了一下144个字讲的好，讲了重视商业道德，也讲到社会责任，这个社会责任很重要，商人的话没有社会责任是不行的。

　　如何开展商帮文化的研究，和浙商的特质我就讲到这里。

　　主持人：龙游商帮的品德确实传承到了今天，还有一个永恒性的诚信商业品质，我们非常感谢陈学文教授给我们提了这么宝贵的价值意见，由于时间关系不能多讲了。

　　下面有请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卢昌崇教授。

　　卢昌崇：各位朋友好，我非常感谢我们的会议邀请我，不过在这里面李教授还是搞了一个突然袭击，之前我没有发言的任务！近几年以来，我对晋商是比较关注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发言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在这里面只选择其中的一个点和各位来交流一下情况。我要和各位交流这一个点就是关于晋商的生股制及其对现代企业的启发，其原理就是东、西两家出柴股，伙计们就是出生股，一个经营周期在晋商中通常为四年，就是清末和民国初期的时候，一般又改为三期，它的一般的主键企业是柴股和生股大概个占50%，在晋商的发展后期，生股要比柴股高，生股的具体形式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就是刚才所说的对生意这样的生骨，第二种是退休股，这主要是指顶生意的这些人退休之后可以享有两三个周期，就是8-12年。掌柜的去世之后，还可以享有2-4个周期不等的分红的权利，这三种是在晋商中比较典型的、流行的生股的表现形式，生股的收益通常是两种方式实现的，第一是叫硬支，硬支早期的时候，什么是硬支，就是掌柜的，顶生意的，这些人不挣工资，硬支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透支，早期的时候分四个标期，来领取硬支，到后面就是春秋两季，大掌柜的顶一个股的生意，一个标期可以得到的硬支是200两白银，那么硬支一年就是400两白银。在清末的时候，一个知县一年的收入水平差不多100两白银，这种工资还是比较高的。这个硬支加入到周期以后，企业经营没有利润赔了，这个硬支相当于顶工人的薪金，如果到周围的时候有分红，分红很丰厚，收入水平是相当高的，二掌柜的可以顶7-8厘的水平，一般的员工10年以后可以顶生股，或者年薪金达到100两白银的时候也可以顶生股，加上硬支和分红，一年的收入是很丰厚的，一年的平均收入也是400-500两白银，而且前提是不用出钱的。

　　我前面介绍一下这是大致的形式，对我们现在的企业有哪些启示呢？第一、这些商业实践活动，这是近代企业在两三百年以前就已经回答了现代的资本理论和企业理论所研究的关于盈利资本收益权的问题。应该说前20-30年，就是全世界范围内看关于盈利资本理论开始生成，然后逐渐的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而我们的商业实践在200年以前已经充分的肯定了盈利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第二、盈利资本，或者是晋商的生股，不但具有较强震级力的作用，而且对持生股论本身也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个，既有正向激励的作用，在以往的理论研究中还一直是一个空白。

　　第三关于退休股和互生股，放在我们现在企业里考察可以解决58-59岁这样一种人，干了一大辈子，最后的时候捞一把，对企业的贡献可谓大，但是这种收入名不正、言不顺，反而身陷其中，如果实行互生股和退休股可以解决59岁现象的问题。

　　第四如果实行互生股和退休股，那么这个企业经营的好与坏，就与现在的经营选择下一届经营人的才能有关，如果企业经营的好，有红利可分，你的互生股和退休股才有可能实现，否则救市无本之木，无水之园，因此有利于解决我们现在选择经营者，各方面都比较优秀的经营者，就是经营者选聘的问题，也可以说生股制在某种程度上有很大的一定作用。

　　企业里的经营岗位，或者是中上层干部就那么几个位置，如果都有所属之后，其他的员工就没有奔头了，是激励体制所面临的普遍问题，生股制可以解决一定的问题，你当上官了可以走生股制的道路，晋商的生股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地位、社会声望收入一个综合的体现，在晋商商业中，两家企业的代表经营谈判的时候，通常问的第一句话是你顶几厘生意，加入我顶5厘，对方顶2厘生意，这个谈判是不对等的，再回去换一个顶5厘生意，这是社会经营能力、社会地位的评价体系。

　　其实晋商企业的社会实践活动也是在一两百以前就部分的解决了我们现在组织所面临的激励消失的问题，我就说这么多，仅选这样的一个点和大家一起探讨，作为一种交流和启示谢谢各位！

　　主持人：浙商怎么解决职业经理人的问题，刚才说的晋商的制度是非常值得借鉴的，刚才卢昌崇院长讲的，就是把道德、理念、具体的方法结合起来，我们感谢卢昌崇院长的讲话。

　　卞利：谢谢，这是一篇命题作文，因为早上才赶到。

　　我想我简单把我这几年学徽商的一些体会和大家共同交流一下，徽商当然说刚刚一位做社会学的老先生也讲到，我们从历史中汲取哪些教训，要就事论事，徽商在将近400年是地域性的商帮，杭州是一个商帮的大集会，我们的嘉兴、嘉山等等这一部分，都是徽州活动的基地，我简单的讲一下。如果说我们的钱塘江是新安江的下游，徽州就在钱塘江的下游，明清时代的徽商主要是徽州六县组成的地域性的商业群体，包括安徽、江西的五原县、还有修林县，还有胡锦涛最书记的故乡。

　　徽商往往是考科举没有考上，所以经商，他们有一定的文化知识，靠他们的灵活的经营理念在茫茫的商海中经营。实际在徽州这个地方，徽商们有效的把儒学教育中的三纲五常的思想转变为经商的理念，通过这一种的理念强调，就在家庭强调一个对尊长的孝顺，在国家强调对国家的忠，在行业里强调义，在经商的过程中就把仁义礼智性融入了这个当中，就突出了很强的徽商人文关怀。

　　儒学精神体现在哪些地方，我想体现在以下九个方面，下面我们看引言，引言在第一部分，我们感觉到徽商是一带儒商，经商但是有文化，而且喜好文化，因为安徽省每年的招商大会在徽商大会，04年在黄山的高尔夫大酒店举行，包括很多的领导，我们一个安徽省最大的徽商集团的董事长也在当中，可能是秘书给他写了稿子，竟然把稿子的一个字读错了，就是反应了徽商文化的严重不足。这里面具体没有时间细讲，实际徽州这一块为什么出来这么多商人，因为当时祖国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南宋以后，很多利好的条件都在徽州，今天安徽省还在提出安徽怎么样融入长三角的问题，很快我们就经济方面的论坛，就是安徽的融入长三角的问题，应该说当年徽商在杭州、在嘉州都是形成了一股实力，当时的人多地少，没有办法，要为了生存必须要走出来，走出来一条道路靠科举，徽州搞科举是很厉害的，但是科举很有限制，考不了科举只有经商，他掌握了文化知识，出来经商之后，可以学范蠡的经商经，在经商的过程里可以把经商的体会和经验写出一些生意经传播过别人，刊印出来，我们有专门研究商业的商业书。徽商的儒学和精神，我给做企业文化精神的时候，概括为人心为质，以义为例，以理接物，再下面就是礼成为本，第一点就是人心为质，在徽州很多科举失意的人，对不能当上官员的人，就要做一个好的商人，所以在经商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仁者的胸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人。我们有一个大商人，他临终的时候说，成好心，行好事，说好话。

　　徽商的这些精神应该说是它的一个本质，我们知道儒家的思想在义和利之变的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向着义，徽商在遇到为难的时候，首先把义字当先，包括在安徽的很多商人在运输的过程中，在路过的地方发生的瘟疫的时候，就把运输的粮食发给灾民，当然这种义为他营造了更多的利，良好的信誉。第三就是开拓进取的精神，这一点浙商在当初起步的时候，和徽商都是一样的，他们很多都是小本经营，走遍天涯海角。

　　所以受荣辱不惊，艰辛的开阔，我举个例子，在上海图书馆藏了一个书，他记载11岁就出来学徒了，到了经历了多次的经商失败，都没有放弃，24岁的时候娶了一个妻子，把她陪嫁的嫁妆卖了再经商，可以说生意不随，11年后，小有成就，到45岁后又回到芜湖做生意，靠着这样一种信念最后获得了一个成功，可以说艰辛的拼搏，敬业执着的精神是今天还是弘扬的。还有以礼待物的精神，通过这样一种诚意，通过忠诚通过礼仪最后获得一种声誉，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商业信誉。

　　第五就是执法经营，买卖公平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有关徽商在经营的过程里，拒绝发售假冒伪劣商品，这个材料很多。

　　第六就是上关思辨，灵活经营。

　　第七审时度势，第八汇报社会。徽商可以把儒学的思想转变为经营的理念，在很多方面都有着积极的因素，徽商说到底是儒商，儒家文化中的礼让、互生，守信是为现在的经商者所遵循，如何形成良好的企业责任，都可以在徽商的管理中找到答案。

　　最后我们今天的浙商，我们浙商的现在企业精神，都应该从中汲取有利的经验和教训。谢谢！

　　主持人：徽商对浙商的影响是遥远的，还有近代的工商业对接的，和台商结合起来的就是我们的宁波帮，我们有请宁波大学宁波帮的研究主任戴光中教授，有请！

　　戴光中：各位领导、各位同行，我要发言的内容就两个，一条就是宁波帮的探源和宁波帮的现实意义，大家都知道宁波是一个港口城市，所以宁波帮一开始是海商，大概在唐代就已经非常的发达了，当时在政史上都有记载的，宁波帮主要到日本、长江半岛的方向进行贸易，到了明代，就是朱元璋实行海禁，宁波一开始还没有，后来因为发生了一个事件，就彻底的海禁了，这些商人无出可去，于是就从海上到了陆地，奔向全国四面八方，到了大概清代的晚期，就出现了一个，浙东有一个谚语，无宁不成市，就是有集市的地方就有宁波人，这样一个情况，到了五口通商以后，宁波帮真正的引起全社会注意的是因为大上海的崛起，大上海成为全中国乃至亚洲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这里宁波帮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上海港崛起，于是大量的宁波人跑到上海做生意，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们在许多经济领域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就，简单地讲有这样几个方面，一个是金融业，大家都知道金融是百业之首，没钱什么事都不能干，在上海晚清的时候有九大集团，宁波人占了五家，中国的银行工会的会长，就是余姚人，所以长期的占据了金融业很核心的地位，在1935年有一个银行年鉴，其中就有一个数据，大概是宁波帮合资的一个银行占全国的一半，银行里的资金也占全国的一半，像证券公司，信托投资，保险公司第一家全部都是宁波人开设的。上海的纱船业最重要的力量就是宁波人，后来发展到轮船业，船的吨位占全国的13%，其次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商贸关系，就是外商到这里来做生意，他需要买办，在上海的买办中间，宁波人占绝对优势，这样就使得他们非常快的学习到了外国人的先进管理经验，然后他们脱离外商自己开发经营，办了许多民族工业，与外商分庭抗礼，这使得他们在工商业方面取得了非常重大的优势。

　　所以有人统计过，在旧上海大概宁波人占了1/5，而他们所创造的经济总量达到1/3还要多，所以说宁波帮最大的贡献就是建设大上海，等到20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这个时候上海的宁波帮有许多遗失海外，尤其是到的香港和台湾，宁波帮在20世纪下半夜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推动港台的经济腾飞，促使他们成为“亚洲四小龙”这个方面他们的功劳简单地讲讲，举个例子香港的十大超级富豪宁波人占了三个，从这样的角度可以看到，比如说航运事业是香港最重要的产业，宁波人就占了三个，还有比如说邵逸夫大家都知道，他是影视大王，这个是非常多的，不一一列举了。

　　所以中国古代十大商帮到今天唯一的始终生生不息，不绝如缕地在发展着，至今还保存着非常旺盛的生命力的只有宁波帮，这一点我觉得是应该予以肯定的。第二个我想讲一下它的现实意义，刚才中午的时候，浙江电视台采访也问了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下，是不是有一个方面可以考虑，一：研究宁波帮是贯彻落实邓小平指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20世纪三中会议都对宁波帮有专门的论述，尤其是邓小平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初的时候，就专门做了一个指示把全国的宁波帮动员起来，我们就觉得，宁波帮，是宁波改革开放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譬如说宁波现在是副省级城市，沿海开发城市，这一切头衔的获得，都是离不开海外宁波帮的。当时的国务院专门成立一个宁波协调小组，国务院副总理当组长，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都是因为这些海外宁波帮在做工作，由于计划单列我们的财政收入可以自己用，使得宁波很快的发展了。所以在这一个方面宁波帮对于宁波经济建设的发展的确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点，我觉得就是借鉴、学习他们的成功之道，简单的讲，就是我们最近总结了一个“宁波精神”诚信、务实、开放、创新，这个精神就是从宁波帮里总结出来的。

　　第三条如何应对危机，现在面临的是全球性的世界经济危机，实际上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那个时候的经济大萧条并不亚于现在，那个时候上海的宁波帮就成功的应对了这样一个经济大萧条，他们在当时所采取的许多策略，我觉得是值得今天我们民营商人们好好学习的。我的发言完了。

　　主持人：我们近代的一些宁波帮的发展，金融业获得很大的发展和支持，这是非常关键的地方，还讲了宁波帮从始以来一直延续着兴旺的发达，感谢戴光中教授给了提供了这么有价值的意见，除了龙游商帮还有徽商的影响，据我了解还有很重要的，特别是介于宁波帮和徽商的，南浔商帮，请李学功。

　　李学功：感谢会议的主办方，使我获得了一次难得的向专家、学者讨论的机会，也参加了一次跨学科交流的学术盛宴，我今年关注的研究是南浔商帮问题，这恰好和刚才宁波大学戴光中先生的案例相反，南浔商帮可能以另外个案的形式对浙商有一个可寻的思考。在晚清民初有生动的展现，这一点也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就南浔而言，南巡史上现代意义的出现应是明国五年，1916年，南浔商会的一边成立，一边等待政府批文的状态下运作的，也表现了浔商的左派风格，辛亥年间汛商以稳定的社会形势实现了成功转型，可以说汛商成功主导了南浔社会在近代制度的转变，并且其理性经济人是我们重新认识、发掘和整理，在南浔历史的了解中，一个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就是晚清民初汛商的崛起，浔商在两地的市场上，补充了一个实力型上代，上海最早的商会组织以南浔商人为建立的，是以浔商会主的湖州商帮占主导地位。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浔商中的很多人物在经济上全面支持了辛亥革命，然而历史的掉轨也在这里，浔商在晚清民国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浔商抓住了机遇，成就了一个商帮的辉煌，也曾几何时浔商的事业巅峰而去。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之初，南巡企业强抓机遇，在电风扇、油烟机多个产品里，创造了新一轮的格局，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这种局面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成长之后，这个拐点也随之到来，一些业绩辉煌的企业转瞬间呈调令、破产之势。南浔企业在二次的创业中都以破产的方式为自己落幕。这样的情况确实值得反思。汛商和其他商帮的不同在于，徽商晋商是历史悠久，传统的积淀过后，加之传统社会力量的镇压，造成了徽商、晋商最终未来实现转折之际的成功再生。

　　浔商和徽商是不一样的，他们都是近代社会兴起的，和徽商兴起的背景是迥然不同的，有意思的是，浔商和甬商是两个不同的发展路径，儒学化的价值选择造成了汛商中一代代层出不穷的文化盛宴。而优秀的工商业人才在汛商中却是凤毛菱角，但是在经营项目的传统化和经营理念上的儒学化，造成了项目经营上的守成意识，最终不能支持市场的创新敏锐度。现在相对是一个大的思考，历史行径到80年代的时候，南浔的这些企业就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也是比较多，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

　　我想特别说明的是，儒学所蕴含的非势场化趋向，应该成为理论界正式的问题，如何在实践中继承儒学的思想，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

　　主持人：尽管南浔商帮的时间非常短，但是对南浔商帮在短短的时期之内，对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影响是非同一般，我们今天仍然处在这个转折过程当中。第二点刚才李教授用南巡商帮和甬商的比较，这一种学者的态度对待精神是可嘉的，这个反映了行业的封建性和传统性与现在的问题，和行业有很大的关系，第二点文化趋向的问题，就是把儒学和商业很好的结合起来，但是儒学和商界之间是不是存在着差距和问题，值得我们探讨的，但是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讲青年发展的时候，不能仅仅用某一中文化，恐怕就有局限性了。

　　下面有请温州大学马津龙教授，台州市社联副主席谢绍银先生，还有浙商研究会的副会长胡宏伟，上海商会的会长周瑞勇，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中心杨轶清上台。

　　下面有请马津龙先生致词，从温州发展的历程见证一下，说明温州这样一种精神和文化，我们欢迎！

　　马津龙：各位好，我对商帮文化，浙商特色没什么研究，但是会议方跟我联系的时候，我报了一个温州模式的再创新题目，实际上对再创新也没什么研究，我们说改革开放今年是30周年，一般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1978年末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但是当时的改革并没有理解为市场取向，改革当时的理解是计划经济的自我完善，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号召民营化、市场化，而且直到90年代初之前，民营化、市场化是作为私有化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受到批判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前后对土地流转制度在说法上有一些犹豫不定，我觉得问题还不在于文字深的表述，而在于中国目前有没有形成当年那种强烈要求改革现状，改变现状的决心和力量。如果没有意识到我们现在面临的危机，以为风景这边独好，改革就无从谈起，如果我们只是探讨，甚至看不到经济上的差距，没有意识到其他方面的差距，实际上经济差距还是比较小的一个差距，改革也无从谈起。

　　中国改革从计划经济的自我完善向市场取向的转变过程当中，就温州模式光荣的承担者领跑者的角色，中央电视台在最具潜力的十大城市当中，就说到温州模式是中国民营经济的领跑者，这样说，温州模式不是温州神气般的崛起，而是更多在于温州推动中国改革走向了正道，同样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也有赖于局部的改革，中国改革的经验表明，现实的改革是权力中心发出了改变现状的某一种意识的条件下，对温州来说，值得研究的是温州模式能否率先创新，再一次充当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领跑者，关于温州模式内涵的说法不一，我觉得温州模式和其他模式的根本区别是简单的，在初始选择市场结构的主题不同，温州模式表现的是计划经济的体制外和民营经济的异军突起，是在体制外的，和温州模式相对而言的是苏南模式，是以苏州无锡为代表的，是旧体制的边缘，但是还是在旧体制之内，苏南模式原有的设备企业当时的计划经济还是允许存在的，最多是计划经济的旧体制的边缘，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最终演变为民营企业。

　　因此温州模式的再创新，特别和苏南模式的区别，是体制结构的区别，就温州来说，除了民营化、除了市场化的制度优势以外，就是温州缺乏资源、区位、技术方面的优势，再一个制度变迁的经济转型当中，制度优势往往要起到很大的自然，关于温州模式的再创新，如果要再创新首先在市场准入上的制度优势，但是在温州改革的初期，以民营企业形成市场主体的温州模式，但是这个领域已经过渡竞争了，其他一些领域，尤其是那些现代服务业，涉及一些资源产业至今还是国有垄断的，而这些领域的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甚至是市场禁入的，这些领域如果说温州最初在一般的制造业上，温州在改革初期就形成了民营企业作为普遍的市场企业主题的格局，可以采取温州这种自上而下的，自发的这种制度创新的方式，国有单位垄断的这些部门，这些部门的民营化，一般说来，这些部门同样也应该是民营化的，而这些部门的民营化如果没有从上而下的供给导向型的，强制推行的制度变迁的方式是很难实行民营化的。

　　在这一方面，温州的成功经验，温州曾经在有关方面，比如金融业都有突破的，但是最后都没有形成这种金融机构，最近是小额贷款公司都在很积极的在设立了。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表明，在中国这种单一制的条件下，就是地方政府垄断的这些领域，没有全国的从上而下的推动很难实现民营化的，而且垄断部门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垄断利益集团，温州在这些方面现在有所突破的是，在那些垄断部门，尽管整个部门是垄断的，但是某些方面是空白的，温州在这一方面开始民营企业进入，在金融业方面也有小额贷款公司，但是现在国有单位空白的一个领域，民营企业比较多进入的是私募投资基金，有很多的企业都搞了私募投资基金。还有就是在航空业上，温州是比较早的，最早是1991年的时候，一个集团当时就胆大包天进入了包机领域，现在说起来还是卖机票，是承包一个航线的盈亏，后来这个集团在上海有一个控股公司，但是我觉得民营企业进入的公共运输航空，如果真的对现有、国有的航空公司构成威胁的话，还是很容易受到封杀的，但是在航空业上有一个领域，就是公共运输航空之外，通用航空在中国是一个空白，通用航空在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比行航空业还发达，就是私人飞机，但是在中国是比较空白的，温州有一家企业就进入了，但是比较简单，跟多的是表现在外面，在西安也有机场，在西安还搞了一个飞机制造厂，飞机制造有限公司，据说在杭州的天都城还搞了一个专门店，卖飞机的，尽管现在刚刚开始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进入了一个前景非常广阔的国有单位并没有垄断的一个行业，目前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

　　还有一个市场准入上怎么再创制度优势，另外一个民营企业怎么在制度创新上再创优势，中国的制度决定了中国的民营企业就应该是家族企业，这个没问题，家族企业在创始人的阶段，在第一阶段有它的优势，但是家族企业的局限性在于他对职业经理人有一定的排斥性，特别是高层的职业经理人的排斥，如果说局限性最主要是表现在它代替传递以后，决定了中国的企业很难转移到家族之外的，而在家族之的第二代的继承必然会带来这家企业所有权的下降，因为第一代的企业家在整个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而第二代的在家族有限的两三个人范围内选择，很难有超过第一代的，而全世界的经验表明，第二代的企业家超过第一代的几乎没有这样的例子，就是如果说要民营企业本身的制度结构再创新，就是要在第二代上怎么样构造一种制度安排，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职业经理人的作用，这方面在温州某些民营企业整个是一个集团的构造，是强化子公司，使职业经理人在一些子公司里不仅成为总经理，甚至成为董事长，拥有一部分的股份，而集团公司作为一个投资中心，它如何做第二代能力强的，可以发挥利润中心、成本中心的作用，如果不行的，仅仅作为一个投资中心，仅仅作为一个股东的法人股东，这个也是一种选择。

　　另外在温州民营企业在国际化方面也有所再创新，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

　　主持人：感谢马津龙教授，从制度创新的角度上透彻地分析了温州人和温州商的价值意义。突出地反映了目前地体制下制约着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除了刚才马津龙教授讲的之外，前面关于商帮文化对接的角度来说，温州的模式，还有台州提出的非常好的价值和意义，就是个人的作用，个人化的作用非常的突出，另外充分重视公益的经济作用，故意偏重文化和儒学利于经济发展可能有所障碍，但是充分的重视公益和经济的观点，这个供大家考虑，下面是请浙江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赵浩兴教授。

　　赵浩兴：我今天听了这么多，也来不及消化，如果讲的话，就事论事，商帮文化受到地理、经济、政治多种的影响，无论从哪一个单一的学术视野研究它肯定是不全面的，所以我想从金华婺商文化为例，谈谈我对商帮文化的浅显认识，金华是处于浙中，是文化的交错地带，也是经济过渡的地带，目前来说，通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金华现象”也引起了国内经济学家的关注，尤其是我昨天看电视，义乌作为浙江省28个案例当中，浙江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义乌，义乌就是浙商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从婺商来说，本身比浙江省任何一个区域商帮更复杂，差异性更明显，不像温州也不像甬商，也不像衢商等等，简单文化的基础，我们在研究当中发信，婺商受到最明显的文化影响是徽商的影响，在明清时期徽商南下到了金华、兰溪一带，所以今年大量寻访的徽商，包括现在在兰溪很多的后代在那里经商，另一方面又收到龙游商帮直接的影响，同时又收到吴越文化的影响，等都直接影响了金华的婺商文化，甚至可以说影响了浙商的文化，所以从文化上来说受到了多种文化的影响。

　　另外是独特的地理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环境，这些形成了差异化的个性化的婺商文化，所以在浙江省语言差异最大的地区就是金华，不要说每一个县的语言不一样，连一个县内部两个村子至今的语言都有差距，我们也在看共性，在婺商总体的共性当中，在义乌的小商品，东阳的建筑，浦江的工艺品，所以我觉得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小、活、灵、散，合作形比较弱，所以这个来说是整体的共性，但是个性又非常的明显，义乌商人作为一种流通商，以商业带动的制造业，而甬商是相反原来是以打铁出身，而浦江商人是文化商，水景和书画，所以是文带商。这里可以看出明显的婺商差异特点，所以研究商帮文化就是要看到这一种文化的发展，文化的结合，更关键的是要注重这一种传统的扬弃，我们在甬商中发现了优点也发现了明显的不足，怎么样寻找和超越，现在义乌的发展就面临很大的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怎么样寻找，就是按照现在的规律去发展，实际上也会面临很多的门槛，这是我们怎么去超越。还有一个就是个性与公众，我觉得在义乌更加的明显，市场的发展受到了公众力量的推动，企业和市场之间是谁也离不开谁，这对于我们研究学科研究，商帮文化我觉得是很有启发的。第二个讲到浙商的特质，浙商发展到今年2008年，我觉得以前都在总结精神，所谓的“四千精神”，我觉得到今天不应该扬扬自得的看到浙江的优点，这些特质实际上正在影响到我们浙商做强做大，走向春天，所以马云提出来，“冬天”的概念，我觉得既好又不好，好的话让大家警觉，有过冬的准备，我知道金华的不少企业在等待着春天的到来，等待着棉袄过去，所以我在金华宣传，不要等待春天的到来，如果没有能力就会进入一个冰期，这时候我提倡寻找春天，现在我看到很多老板躲在暗中笑，为什么？因为他找到春天了，就好像我们讲到“南海战略”一样，这时候要寻找春天，要突破所谓浙商的特质，呈现浙商的价值观。

　　本来有很多的案例可以告诉大家，价值发展观中的思路，我们的价值观不适合浙商再往前走，我觉得关键是价值观的重建，这个价值观把我们从商人、浙商变成企业家、浙商，昨天一位老总也讲我们不要轻言企业家，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接触到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价值观，虽然我对文化研究不深，但是实际上浙商的门槛观，关键在于价值观是一种文化，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大家一直在钻研，儒家文化是促进商业的发展，还是在阻碍商业的发展，我不想讲儒家文化，我讲至少是家文化曾经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我来自绍兴，绍兴因为要面子，要光宗耀祖，所以人家发财了我也要发财，但是这种家文化是狭隘的文化，是以家为中心的。所以这和国外的，特别像美国是一种“天下家”，它这个家是在天下，是有万人的组成，上天在看着每一个人，所以在道德建设上，在任何一个地方，哪怕到了中国也不敢乱来，但是我们离开了家的约束，他们可能会乱来，包括三鹿奶粉的事件，明显体现了我们的社会责任和我们的良知、良心，这个可能受到文化的影响，是家天下还是天下家，所以这种我觉得目前我们中国人经商，浙江人经商，存在着一种人文价值观和商业价值观不整合的问题，经商的思想事实上本身和人文价值观是一致的，生意是一致的，但是在现实当中，做人文价值观，包括儒家思想也好，我们的道德价值观也好，和我们的商业价值观是不整合的。

　　主持人：感谢赵院长。还有我们的文化如何面临时代的分析，怎么去考量它，我觉得很多问题值得考虑的，我们前面提到的儒学文化，儒学文化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缺乏仁义礼智性，没有一个理性标准和是非标准，这是一个关键性问题所在，这样确定不了一般的原则，所以包括很多的文化需要改造的。感谢赵教授，提供给我们非常好的意见。

　　下面有请台州市社联副主席谢绍银先生，台州也是改革开放之后率先兴起的，和温州靠的很近，但是和温州又有差别，我们看看台州的文化是什么样的，给我们新的启示和感受，欢迎谢绍银主席。

　　谢绍银：谢谢主持人，我们台州从浙商群体的一个新的商人群体，实际上也是一种细分模式，是不是合适婺商、台商实际上差异也是比较少的，台商的传统也不是很浓厚，温州商人对我们有影响，台州商人真正的发展也是随着改革开放之后发展起来的，我觉得台州商人有他的独特意义，就是台州在改革开放初期是浙江省的倒数第二，到现在是居浙江省的第五位，台州没有地域优势，也没有其他的优势，到现在还没有通火车的，但是为什么台州能发展这么快，从这个意义上说，台州商人对其他地方有一些借鉴，解读一下台州商人也有一些帮助，我想说一下台州商人崛起分析一下，我想从五方面，但是重点讲一个方面。股份合作形成了新台商的萌芽，市场发育使新台商运行的基础，台州市场的发展是很早的，实际上比义乌要早，义乌是通过到台州的学习才办起市场，但是办的现在比台州好得多。还有是政府推动，是新台商发展的保证，一个是台州商人的民营经济的发展，还有一个是政府推动。这些方面可以充分说明台州商人的崛起，这个原因也是综合很多人的成果，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改革开放以来我想说一说，台州商人的基因，在文化方面说一下，我们07年和78年比，我们全市的人均GDP增加了170倍，184倍，这个增加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企业的规模还是比较大，有27个国家级的基地等称号，56个中国驰名商标，14家上市公司，74个产品属于全国占有量是第一，这个是台州的基本情况说一下，台商盈利性的历史方位，有外部的原因是台州商人自强不息，内部是政府的推动。台州三面是环山，一面临海，所以台州继承了山的特质，海的特质，把山、海都占了一方面，台州经过专家研究，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也说到，人、性、理、智、意，主要的特点是硬，三个硬气，鲁迅先生就曾经说过台州的硬气，独特的文化兴入到台州文化中，天台山文化中有一个佛教文化，是佛教传到中国，有一个天台中，在佛教当中是非常有地位的，对台州的影响比较大，还有道教的影响比较大，还有礼学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还有游离在宗教文化的宗教信仰，宗教、道教、佛教，什么佛都竖在一个庙里，只有能够保佑我就拜，应该说台州的文化和地理环境有关系，台州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是与世隔绝的。

　　现在经过这么多年发展，台州已经大同了233个隧道，总长有100公里，10万里多，台州已经结束了翻山越岭的历史，说明了台州的交通比较便利了，还有政府的边缘化，在有台州本土的文化大家比较少，人口大多少都是外来的，我们主要给各位把台州历史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各位讲了一下，一个是自强不息，务实求实，兼容创新，台州历史上农民起义就有12次，比较大的，说明台州人的硬气也非见一般。刚劲硬气，在时空上比较的韧劲，在行为上表现冲劲，在作风上表现为干净组成，台州商人独特的具有本土地方人文精神，还有台州也是善于创造的，因为靠海，靠着大山，要合作，个性比较内敛，不张扬，原来我们的台州书记总结我们台州的文化，他说敢冒险，有硬气、善创造，不扎人，硬气、灵气、活气、大大气。在行为上具有台州市的硬气，由于水的灵气、海的大气，天台山的和气，更多的还是硬气，由于时间关系就简要汇报这些，谢谢！

　　主持人：刚才通过谢绍银主席对台州商文化的阐述有比较强烈的感受，就是台州文化的要素、元素很多，很丰富，而且刚刚前面赵教授讲的比较大的不同。为浙江市、区域的商帮文化进行的阐述，但是对浙商文化的认识还是借鉴外来的文化和外来的观点，所以今天非常的高兴也庆幸请到了上海陕西商会会长周瑞勇，陕西文化是博大精深的，而且在上海在改革开放很发达的地域，这两者至今的结合，周瑞勇会长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启迪，欢迎周会长。

　　周瑞勇：我今天非常容幸地代表我们上海陕西商会，浙江创业、创新浙商之道，今天这么多的学者、教授都说了很多观念，从改革开放30年的时间来看，我谈两点，第一点，实际上今天上午的大会场谈了很多，实际上我们浙商这30年的发展，实际上真正和文化是绝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第一浙商在这30年的发展当中，我看了一些资料，我们浙商可以讲有70%是具有初中以下文化的商人，还有80%的商人他们是农民，但是他们为什么做的这么有声有色呢，但是现在遇到了这么一场，也就是金融风暴也好，叫海啸也好，地震也好，等等，反正这一次大体来讲，金融整个全球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对中国说没有影响才是怪话，我深信一点肯定有影响，但是有影响也是症状，是最好的契机，如果你是有文化的，如果你对中国的商道有所研究，有所了解，结合西方，绝对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为什么这样说，你们想想，现在在座很多的商人，包括研究者都知道，我们改革开放富强起来以后，很多西方人因此我们的文化，他们为什么要研究我们的文化，当然这个文化里也包括商道，所以说我就讲讲，商的来历，何为商，我们整天都嘴里挂这商，但是话又讲回来，真正有几个人对商有研究的，当然我讲的是文化，文化本身也是对企业的一种催化剂，实际上在远古的时候就有商了，他们完全是商品的交换，到了以后开始有井，洗涤商品，由于有人开始把市搬到了井，所以市井就出来了，商在贸之前，商是行动，走动，浙商在西部，据我了解，有接近300万流动的商，股是坐在这里，经商的人，今天讲到广东人就是股，坐在哪里，你来，我卖，所以这就是商贸的前身。中国夏商阶级社会出现了推动第三次社会的大分工，所以说商丘引人，商丘就是一个善于经商的民族。陕西把商业之人称之为引商之人，延伸到今天的商业，所以我想关于商道的问题，中国应该讲，我是爱讲大实话，我从来不跟着社会的潮流走，所以说你作为一个真正的正规商人，诚实地做商人是很难的，在当今的社会当中。

　　但是反过来讲为什么我们的商人，刚才讲到商道，商道有四个问题组成，一个商人做生意要有规则，游戏规则，要讲道，因为学者的看法肯定不同的，因为我不是一个学者，我们的文化精髓里应该作为做事先做人，我们的祖先做生意、做买卖，非常的讲道，童叟无欺，但是在现在的商海当中不小心就会上骗，所以现在的商道应该研究儒家，应该研究道家和佛家，道家要是研究好了，这是真正中国的国教，它才是真正的精髓，叫你辩证地看待事物，再加上法治，这样这个做好了，真正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我小时候是长期七年体验这样的生活，就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所以今天随随便便在这里谈了一下，从我们的整个一个商的痕迹来讲，浙江的商人是非常勤奋的，从土地的面积只有10万平方公里，水的面积和丘陵占了浙江省的70%，水的面积占了6.4%。

　　陕西的商人实际上要追溯一下历史，在座的都知道，中国实际上最鼎盛、强盛的时期，我认为现在还不够，我认为最强盛的时候是汉唐，老外都知道唐人、唐人，除了文化汉唐的商是行之全球，但是现在虽然世界各个角落都有浙商的身影，毕竟那个时候还没有飞机，但是陕西在西欧、东欧我们的华商都已经渗透到各个地方的领域，所以说500年，可以讲我们汉唐的商、道是辉煌了500年，风水轮流转，现在转到了我们广东，转到了我们浙江，转到了我们的沿海，为什么？丝绸之路，沙漠，那种商人、那种旅途是多么的艰难跋涉，我在05年到过新疆去，南疆，我非常的钦佩浙江的商人，他们真的是，哪里只要有人，那么偏远，那么苦，但是他们在那里站住脚，要是作为一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守法的商人，说实话，确确实实要生存不容易，我深刻体会，我是讲大实话的人，有一些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们整个市场形成了前面讲的一部分，实际上从原故的石器时代，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逐渐演变为商品，这在陕西，西安的半坡母系社会的遗址中都有商品经济，有商品交换最早要形成市场，而这个市场最早在田野，人们在田野中集着为市，很不固定，所以人们为交易被往返路途，只能在日中为市，太阳下山时必须退市，这种不利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后来慢慢发展为井市。不多说了，我的发言完了。

　　主持人：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原故文化开始，我们回到现实，我们对现实问题有高度敏感的行业之一，就是记者了，今天我们著名的记者，也是浙商研究会的副会长胡宏伟先生，有请！

　　胡宏伟：我相信无论做生意还是做什么，坚持到最后都是胜利的，我是做新闻的，我愿意和大家交流一下我面对事实所得出的结论，大会交给我的题目是浙商的批判与思考，我给大家做一个比较，浙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里，是中国最成功的第一梯队，但是没有广东的政策优势，没有广东的港台资本，没有江苏的集体经济的积累，没有上海中国经济一哥哥的地位，没有山东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共同交流的优势，浙江在这样一个国有资产的小省，这样的资源小省能够取得成功，靠什么？实际上一天的专家发言已经很清楚了，靠人，离开了人，浙江就一事无成，我刚才讲了要反思什么，首先是高度肯定在这个基础之上，讨论批判的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演绎了，就阐述一下我得出的几个结论，第一点刚才实际上很多学者都讲到了，浙江人的四千精神，在未来四千精神的红旗还能不能坚持，对这个问题是有争论的。

　　浙江人在过去30年靠什么成功的，有的人说浙江人很狡猾，有的人说浙江人很会算计，我认为浙江人基础的基础，成功的基础原因是什么，肯吃苦，三个字，关于什么是浙江的精神，浙江官方曾经有一个明确的表述，叫自强不息，勇于创新，但是我认为传播最为广泛的，实际上是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我认为是浙江商人在过去30年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基础条件，离开这一点我认为离开这一点浙江的精神是没有的，我认为在我这记者的观察中，四千精神在浙江也是一个不可争的事实。浙江商人都在还代的过程，至少有27%的人不愿意就手父母的企业，我认为无论“四千”精神是会退潮，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之内，浙江仍然保持两个基本不变，一个是中小企业位置基本不变，一个是传统企业位置不变，如果大家认可这个前提的话，我认为在未来仅仅是有四千精神是不行的，但是没有四千精神是万万不能的，就相当于一个农民进城了，因为你骨子里还是农民，所以不要瞧不起你当年赢得天下的几把刷子。

　　还有现代文化的竞争力究竟从哪里来，浙江商人究竟有没有文化，我们的话题内容就是关于商帮文化的问题，我认为这里有一个误区，什么是商帮文化，浙江商人有文化，是什么文化，这里我认为有一个概念不是很清晰的，我个人认为浙江商人的文化是有特定含义的，我觉得文化的概念如果你去翻一下字典的话，非常复杂的，我认为浙江商人的文化是特质的概念，浙江商人的文化是什么概念，我认为它是以特定人群，共同或者类似的商业文化价值观为遗传的基因，就相当于说义乌人走街串巷，弹棉花，是一般的商业行为，和文化人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另一种文化是建立在现行的教育之上，我认为我们在最近几年关于浙商文化的分析当中，把这两个此文化和彼文化混淆了，刚才也讲了浙江有两个基本点的浙商，一70%是初中文化之下，80%是农民，浙江商人在过去的30年能够取得文化指的是一种商业习惯，而是建立在现代商业基础之上的科学技术和科技技能，所以我个人认为浙江在过去的30年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实现有钱人和有文化人的统一，这句话听起来很刺眼，但是是基于现在教育机制的前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实现自主创新、科技进步是很难，我认为浙江制造、浙江创新出现的问题有密切的关联，如果认为是第一种文化，为什么浙江始终是低价竞争，在自主创新方面很难启动，我认为在文化的层面上是误解的。

　　这个问题的结论也很清楚，我认为与现代经济相适应的强大文化竞争力是绝对浙江未来30年的基本前提，我们为此要支付的代价就是时间，文化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离开了时间，你说今天去弄一本NMBA的证书很重要，但是要成为一个现代知识文化的人是很难的。

　　第三个“黄灯意识”，如果在我们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所谓的黄灯意识就可以理解为抓住机遇，善于变通，我认为浙江商人，浙江企业在过去30年取得发展，和浙江人起的大早，善于闯黄灯是有关系的，但是另外一个我认为在市场经济的初期，这样的一种先发效应，这样的闯黄灯意识能够给市场一种启蒙作用，刚才很多学者都讲到了，浙商是行商，就是会做生意，我个人认为浙江取得辉煌，很大程度是浙江人会销售，会做生意，从这个意义来说，浙江的财富是“迈”出的，因为有流通的强大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浙江的全民为商，人人做老板的意识是很强的，极端的利润功利意识很强，我认为过去30年的结论，过去30年浙江的全面营商，如果进一步实现像签约精神和制度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商人群体的跨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相信过去30年浙商既然已经创造了辉煌，在以后的30年也可以实现自我突破，自我完善，再一次创造辉煌。谢谢！

　　主持人：谢谢胡宏伟部长，他讲的尽管很通俗，但是几个观点讲的很透彻，确实中国的现代化很漫长，没有“四千”精神是万万不能的，还有对文化的看法，确实有文化的人没有抓住机遇发展，没有文化的人反而发展了，这实际上就是经济文化PK的问题，所以他几个问题都讲的很到位。下面有请杨轶清先生，请他发表他的观点，主题是浙商成长与淘汰规律。

　　杨轶清：原来定的题目是浙商成长与淘汰规律，是一个大题目，今天就去掉一半，就只讲淘汰规律，因为浙商到现在是30年，如果细分一下差不多有2-3代人，也有3-4代的人的说法，至少是3代脉路是清楚的，基本上可以看成是消长的规律，今年以来浙江一些比较大的企业、陷入困境的企业多起来，在原来过去的29年是比较少的，浙商从生命周期来说也是全国最高的，我们去年统计是7年，我们的生命周期比较长，我们的存活率比较高，我们的生命发展比较稳健，但是在30年的过程当中，也有不少，我简单的列一下，最早的也就是最知名的，还有前年发生在萧山的，浙商有这个荣誉的不超过3个，他这个企业最后是破产，当地另外一家企业进厂重组，我们也很遗憾，这么大的规模，是中国行业前十名的企业，本人也有很高的地位，但是最后企业没了。还有一个企业，是海盐县最大的企业，是化纤行业，在浙江上排前十位，但是这个企业最后也是破产重组，然后还有一个绍兴的小小，小小企业的董事长是浙江省第一位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的企业家，今年才不到60岁，这个企业最后也经营不下去，被当地的另外一家企业重组，就是企业的法人主体就不存在了。比如萧山有一家是羽绒企业，是中国同行业第一位的，这个董事长是因为偷漏税被判刑了，企业基本上是正常的，但是法人代表承担刑事责任，这个是企业正常，但是从浙商，企业的法人主体来说出问题了，例子很多，就简单说这些。

　　昨天浙商研究中心开了一个从探讨浙商成长，浙商挑战的研讨会，我们昨天下午也有一个沙龙，昨天也是后面一段搞了一个比较感性的一个形式，我说浙商像什么，当时在PPT上，写了五种，感性化的东西，第一小狗，第二是草根，第三是浙商像一只鸡，我说这个不太好听，但是仔细一看确实很像，但是这个鸡是土鸡，就是自己找食吃的，是满世界找食吃的，这个土鸡不但成本低，而且营养价值高；第四个浙商还有一个像，像狼，狼是什么，狼是个体战斗力很强，然后狼同时还有一个非常的团队精神，我们这个狼里面看到有一群狼，中间受伤了，马上其他的狼把它围在中间，先保护他，一致对外，对付他人，个体很强，团队也很强。第五个我们说浙商像水，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水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