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副总编辑胡宏伟

    【编者按】2月3日，正月初十，疫情持续蔓延。杭商传媒联系上澎湃新闻副总编辑、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胡宏伟，请他以资深媒体人的视角，谈谈疫情下的思考。当天，通过电话，我们用了2个小时梳理思路，话题由浅入深，由此及彼，由一场疫情扩展到对于政府、城市、民众行为的深思。

      胡宏伟觉得，在当时谈论疫情为时过早，这源自他35年媒体人的洞察力——只有把时间拉长，在足够的积淀之后，谈话才会深入。

      一个多月过去后，已是仲春三月，疫情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渐减缓。我们终于有机会面对面深谈。3月12日，杭商传媒社长马晓才、副社长李洁在澎湃新闻长三角新闻中心专访了胡宏伟。关于疫情，四个小时的对话并不能穷尽其所思所想。

     是的，从来没有一次疫情像这次一样让人纠心，让人深深感受到家与国、个人与国家紧密相连的情怀。与此同时，这场特大疫情造成的灾难，也让我们切身感受到个人的渺小和脆弱，让我们开始反思，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杭商传媒社长马晓才聘任胡宏伟为杭州湾智库专家

      杭商传媒：疫情期间，您都做了些什么？  

      胡宏伟：首先，我的第一职责是媒体人，所以我们（澎湃新闻）第一时间就启动了报道工作，在资讯的快速传播报道中跑在前面；第二，随着疫情逐渐平稳，我又回到应有的个人状态。在元宵节那天，开始了《鲁冠球传》一书的资料梳理。

    疫情期间，总让我想起鲁冠球的一句名言，“一天做一件实事，一个月做一件新事，一年做一件大事，一生做一件有意义的事”。这是贯穿鲁冠球一生的话。这句话让我在疫情期间感受到，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甚至一个世界，都不应该在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乱了手脚。我在朋友圈发了多篇疫情日记，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一个春天需要等待。

     春天其实在你心里，心里有春天就永远有春天。疫情终究是要过去的，而我们不能等待。

杭州是浙江的“模范生”

      杭商传媒：以杭州为例，在疫情中，您觉得政府、城市、市民分别表现出了怎样的状态？                  

      胡宏伟：杭州在这次疫情的表现需要和浙江联系在一起，因为背景土壤相同。

       杭州地方政府、杭州这个城市，以及杭州民众在这次疫情的表现，参照于中国各大中城市来说，我认为是最好的之一。我写过两本关于浙江的书：《中国模范生》和《东方启动点》，用书名来形容浙江这次的表现很贴切。这次疫情我认为三个地方做得不错，浙江、上海、广东。在这里就分析浙江。

      浙江是中国改革发展的“模范生”，而杭州是浙江文化积淀最深厚、现代化进程最快的一个区域，所以杭州又是浙江的“模范生”。杭州是浙江乃至中国营商环境最好的城市之一，这和疫情表现是完全一致的，内在逻辑是相同的。

      疫情是一场社会治理的大考。社会治理永远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从历史上看，中国历来北强南弱，转折点跟杭州直接有关。南宋曾建都临安（今杭州），南宋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达，科技发展，对外贸易、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一个王朝。转折带来江南的崛起，中国的现代文明和未来引领都在这里。

      南中国走在北中国前面，文明最终体现在哪里呢？自律精神、自治精神。把历史的年轮放大到100年、1000年，可以看到南方的自治传统。南中国地区包括浙江在内，民间的自律、自治性非常强。一千年以来，随着南中国的发展，中国的自由经济从南方开始。

      再看离我们更近的改革开放40余年，这个时期浙江经济是“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它是自发的，又是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基本特点首先是产权自有。只有产权自有的人和主体才会对自己负责，不会乱方寸；第二，个人、社会的运行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第三，每个人都不等不靠，追逐自己的家庭幸福，无数个个人的奋斗推动着社会发展。这就是浙江改革开放40余年的过程，激活了每个人的活力。

      那么，这个逻辑与抗击疫情有什么关系？

      先谈政府。浙江在这次的疫情中，重要的特点是反应极其快。因为浙江是市场经济的中国模范生，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是什么？是对外部的反应非常灵敏。改革开放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中央放权，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地方政府相对自主、自治。做到这一点有一个基本前提，浙江干部勇于承担责任。正因此，改革开放40年，在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浙江、广东，当面临一个预想不到的黑天鹅时，都能按照这样的逻辑关系去做，是一种自我驱动。

      接下来说说民众。政府的所有决策需要民众配合。浙江发展出中国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每一个个体基于自身利益的维护，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同时，社会运行是遵从规则的，没有规则意识就没有市场经济。一个有序的社会应对一个突如其来的疫情，表现一定是强大的。还有一点很重要，有财力才能确保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这些财富是民众用几十年时间的奋斗，共同累积创造的。每一个社会个体在疫情面前高度自主，同时又高度自觉，再加上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事情就好办了。

      接着说说城市。城市有“软”和“硬”两个概念，“硬”指的是物理载体，物理平台；“软”指的是城市是由无数个人、权力机构在一定逻辑之下形成的社会组织。所以我回答了政府，回答了民众，城市也就回答清楚了。

胡宏伟在浙江电视台谈《东方启动点》

      杭商传媒：您提过第五个现代化是人的精神世界现代化＋社会治理制度安排的现代化，从疫情中看，您认为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我们需要从哪些方面做努力？

      胡宏伟：中国的发展，现在是一个重大拐点，已经到了从1.0到2.0的转折点。从中国5000年历史开始，到中国革命，改革开放，解决的都是1.0的问题——活着，吃饱，脱贫。2020年是1.0时代的结束，实现小康社会全面脱贫。

      什么是2.0？就是思考如何培育精神生活。一个有精神生活的人，就跟另一个人之间形成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就是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是一个两重概念，首先是个体，其次每个个体都不是独立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个逻辑之下，我们就可以理解什么叫社会治理了。

      去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社会治理现代化。在2020年这个转折点，疫情是一次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大考。为什么我们做得并不完美？因为社会治理还不够健康。 

      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政府、城市、人的现代化都是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现代化不仅仅是政府去治理，它是共享的、是共治的。

      所以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依然要从政府、城市和民众三个角度分析。政府和民众刚才已经阐述，浙江做得比其他地方好。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继续往这个方向走，完善它。我补充一下城市，因为政府的行为，民众的社会组织行为，都要一个平台，那就是城市。

      城市目前的问题主要是以下几点。第一，缺乏以“人”为目标的城市设计理念。我们的城市设计总体偏高大上，没有完全以“人”的需求设计细节；第二，防灾理念相对不足。以这次疫情为例，防灾意识和知识的教育不是一时之举，是靠之前的中小学教育一路走过来的；第三，城市资源投放没有完全做到位。我认为，武汉初期这么被动，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是疫情急迫之下封城决定做得比较匆忙，之后又难以及时做好相配套的第二层次的准备，没有做到医疗资源的网格化下沉。所以封城后，武汉百姓都慌了，都挤到各大医院去，导致大量交叉感染。病人在短时间里迅速增加，造成了病人和医疗资源之间的严重不对等。

      与城市有关的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追求的是大城市，城市究竟应该怎么定位？国家发改委在去年四月发布的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相关文件中提出，应该打造城市组群和都市圈，而不要盲目发展单一的摊大饼的城市。城市资源高度聚集，会带来人的高度聚集，在面对地震、疫情的时候，出问题的几率非常高。一个良好的社会，应该是扁平化的，而不是垂直化的。

      所以我坚持认为，杭州最适合做长藤串瓜式的城市结构。充分考虑天赋条件——西湖、钱塘江、千岛湖。这是一条世界级的景观带，主城区未来一定是杭州都市群的核心城，每个板块之间可以用快速轨道交通相连。同时对城市功能进行分割，分解到各个板块去，让绝大部分居民在20公里范围之内生活和工作。这样，无论城市布局还是各种医疗资源都会更加公平。

      刚才讲的是单一城市，还有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关系。这次为什么在春节前后遭遇了疫情的重大挑战，因为人口大流动。在人口流动方面，中国是全球最厉害的，这跟我们原有的社会结构不尽合理，以及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均衡有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让各个城市均衡发展。全球化背景之下，人口一定是流动的，我不反对流动，但过度流动就会成为社会治理难题。社会治理现代化一定是科学、和谐、均衡和共享的。

杭州钱江新城

      杭商传媒：疫情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您对中国民营经济的下一步发展，有怎样的研判？您给民营企业家的建议是什么？

      胡宏伟：第一，短期内，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浙江以及杭州地方政府快速出手，做得不错，但扶持的力度可以再大一点；第二，从短期到中期来说，政府只能救急，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最终一定是靠自己。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招数是不一样的，这里一定要发挥浙商和杭商“八仙过海”的优势。浙商和杭商不是第一次遭遇这样的困难，企业活下去依靠免疫力，不能丢盔弃甲，一定要把最终的希望和活力寄托在自己身上。

      从中长期来说，一个企业就是一个社会，民营企业同样要努力实现企业的社会治理现代化。这里又要说到鲁冠球。鲁冠球是中国企业的常青树，有人说是因为他的天赋、果断、国际化，还有一点很重要，他决定产业方向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利润，而是是否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我再给出一个参照，去年8月，181位美国顶级公司CEO签署了《公司宗旨宣言书》，宣言认为，企业发展的首要目的是为客户创造价值，第二是社会共生，第三是符合人类发展方向。如果企业想生存得更久，如果想成为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组织体，那就一定要有方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