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5日上午，我应邀参加了在上海财经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的《2020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端论坛》。张大卫、仇保兴、范恒山、阮青、侯永志、肖金成、刘志彪、宁越敏等专家学者作了演讲。限于时间，我作了一个极简版的发言。为了满足会议主办者的要求，事后我根据发言前已准备好的课件，整理了一份文字稿，现予发布，以求教于友人和方家。

本文系作者12月5日在上海财经大学《2020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端论坛》的演讲整理稿
荣幸受邀参加这个高端论坛，并就数字长三角话题和大家作一个分享。具体分三块：一是数字化发展和数字长三角；二是数字经济；三是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制定“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一共15章60条。其中第15条专门讲了“加快数字化发展”，并从“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三个层面展开了论述。去年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印发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文本中，“第五章，提高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的第二节的小标题，就是“共同打造数字长三角”，并从“协同建设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共同推动重点领域智慧应用”“ 合力建设长三角工业互联网” 三个层面展开了论述。所以说，今天我发言的标题和内容，皆源于中央已提出的重大命题和相应的分析框架。
限于时间，我下面多讲一些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观点。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个大的前提：长三角未来的发展，应当是高质量、高水平的发展。就像过去大家讲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一样；今天我们讲发展，必须是肈始于“十四五”的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高质量、高水平发展。“高质量、高水平发展”，既与生产力增进有关，也与生产关系变革有关。
其次，何谓高质量、高水平发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此我不妨借用一下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广告词——“科技奥运、绿色奥运、人文奥运”——来具体解读一下。在我看来，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无非这三个词、六个字。所谓“科技”，就是创新，也是第一生产力。所谓“绿色”，就是生态文明，也是生态、低碳、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所谓“人文”，就是人的素质、精神文明，也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说到底，即便是讲经济发展，也离不开人文。因为经济是人参与的创新创业创富活动，而人又是有思想、有价值观取向和追求的。至于高水平，无论是过往的全面小康还是今后的现代化，中央对东部地区包括长三角的要求，历来就是两个字：“率先”。所谓“率先”，就是意味着超越全国发展平均线的“高水平”。

再次，“高质量、高水平发展”的发展，如果要从源头、从根上去解决问题，那么就生产方式的两方面来看，还都有各自的一个主要取向：从生产关系方面，就是要靠以民营经济、开放型经济为表征的，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型开放的全面深化。而从生产力方面，就是要靠以数智（数字化+智能化）经济、新实体经济为表征的，数字信息科技的赋能应用和增值应用。
对此，我再展开多作一点分析。我们常把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几个词混在一起说，虽然不那么精准，但其实它们说的“基本上是一回事”。具体从特定的视角来看，三者还是有定位之差、水平之差。我在PPT中，是用一组斜上去的箭头加以表述的：“信息化↗数字化↗ 智能化。” 严格意义上来说，信息经济侧重于以信息科技驱动发展；数字经济侧重以数字化的信息科技驱动发展；而智能经济则侧重于以智能化的数字信息科技驱动发展。智能经济强调的是智能化的数字信息及科技，对于物质生产和实体经济的赋能或增值应用过程（人脑+经验 PK 电脑+算法）。
信息化是一个比较泛化的大概念。人类文明以来，通过语言、文字、绘画、器物等传统方式记录、储存和展现的信息，都可以纳入信息化的范畴。但当科技发明了通过0和1无穷尽的排列组合、数码科技来承载和利用信息时，数字化就在一定意义上更精准地替代了信息化。又当人们侧重强调数字信息科技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普遍应用时，智能化、智慧化之类的名词，则又取代了数字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说“数字化=数字科技支撑的信息化；智能化=智能科技支撑的数字化”。

对于社会上广泛流行的数字经济概念，在此也不妨做一个辨析。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建议》有这样一段话：“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但之前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有意思相近的一段话：“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两个文件两段话，都有一个“深度融合”的用语。但我个人觉得，把数字信息智能科技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表述，来得更为确切一些。“深度融合”是一个过程要求，如果经过一番努力实现了这个融合并且确已融合到位了的话，那这样一个新生成的经济形态，我们又该把它叫作什么呢？毫无疑问就是数字化了的“新实体经济”嘛！若要问“新”在哪里？“新”就新在成功完成了数字科技对传统实体经济的“换头术”改造，或可简称为“数字经济”。
所以，千万不要把数字经济片面理解为数字科技，更不能去把它直接等同于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我们可以把它们说成是一对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的经济形态。但数字经济，只能去和非数字经济构成为一对经济学范畴。很难想象，电子商务、现代物流、智能制造等不是数字经济，或者不是什么实体经济。和传统的门店销售、交通运输和加工制造相比，它们也都是再实不过的实体经济。只不过因为它们的运作，是通过数字化的智能科技来实现的、来管控的，因此它们也就“变性”为数字经济，或变身为“新实体经济”了。

记得2000年千禧年的时候，我作为浙江省发展计划委的副主任同时兼任省经济信息中心主任，在一个信息化的论坛上，作了一个题为《新经济时代中国传统企业发展的现实选择》发言。我对当时克林顿总统自诩的“两高一低（高增长率、高就业率、低通胀率）”的所谓新经济概括，很不以为然。我觉得他对具有重大深远意义的新经济，根本就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和要害。为此，我提出了一个新经济的极简公式——“信息化（即数字化，生产力）×全球化（即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化，生产关系）=新经济（生产方式）”。需要说明的是，前面公式括弧里的简注，都是现在为了便于理解而后加的。
也因此，之前的相应公式还可以演化为：“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信息经济↗数字经济↗智能经济=数智经济=新经济。”毛主席早就说过：“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经济运行和发展亦是同理。
袁家军书记早在走马上任省长时，就曾说过一段堪称经典的话：“数字化不仅正在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也在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我们要以政府数字化转型为先导，撬动经济和社会数字化转型，推动我省加快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很显然，他是把经济、社会、政府三个层面的“数字化转型”，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来看待的。

从“数字产业化”也即狭义的数字经济来看，起码包括四小部分：1、数字科学研究和数字技术研发；2、数字装备和产品的制造；3、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维护；4、数字内容的生产。也就是说路有了，车有了，拉的是什么人、什么货呢？这就需要有内容生产。过去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培训、文化艺术、广告传媒，甚至是科学研究，是不是都可以归结为当今信息时代数字经济的“内容生产”呢？
从“产业数字化”的角度看，广义的数字经济还要包括：数字信息及科技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广泛而深刻的赋能或增值应用。诸如数字农业、无人工厂、远程教育、智慧医疗、智慧城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单纯数字产业也即狭义数字经济再大、再发达，我在此冒叫一声，也不过占到整体数字经济的20~30%左右；而赋能及增值的应用型数字经济，将不容置疑地会占到整体数字经济的70~80%左右。两者相加的百分百，才是未来的整体数字经济的愿景和蓝图。
基于上述基本概念，我自李强书记当年在浙江出任省长之时起，就向他和后续的省领导“建言”，要前瞻一下浙江未来30年主体的经济形态会是怎样的。我以为，在继续人类社会近现代“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进程的基础上，我们还要顺应新世纪以来信息化（数字化）、生态化（绿色化）和人文化（人本化）三大新趋势，并从浙江省“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形地貌出发，在沿海和城市，主要发展以网络数据为基础、智能应用为核心的（广义）数字经济。 而在山区和乡村，则主要发展以绿水青山为基础、“四生业态（生态农业+生态旅居业+生态知创业+生态加工业）”为表征的（狭义）生态经济。至于不分地理空间的全部经济活动，更是主要应发展以“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为价值取向的人文经济。
数字经济是长三角未来经济发展的基本内容，也是其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基础。数字经济是以数字产业化为动力主体，以产业数字化为融合实体，以城乡数字化为空间载体的全方位数字经济体系，将为数字社会发展和数字政府运行奠定坚实基础。长三角地区要在积极探索数据确权和交易规则的同时，加快构建动态、海量的数据市场，建设全球数据港，着力发展数字枢纽型经济，驱动长三角地区迈向居于全球前列的数字经济体。

最后再简单涉及一下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的建设。所谓数字社会，是指以数据连接、服务在线、智能协同为特征的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新形态。基于人和人的数字化联系而形成的数字社会，既意味着社会沟通的高效能、公共服务的高效率、社会治理的高水平，同时也意味着社会运行的高风险。长三角一体化的数字社会建设，第一要务在于借助数据的可控性开放，助力破解现存种种行政壁垒和条块分割现象，推进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全区域优化；根本目的在于借助数字赋能，更为均衡地提供高品质的公共服务和高水平的社会治理；现实基础在于个人隐私得到有效保护前提下的公用数据的系统连接、即时交换及合规使用；同时还要注意处理好政府和网络数据平台公司的关系。平台公司可以接受政府的委托有偿提供相关的运维服务，但其必须无条件地接受政府的依法监管。
数字长三角是一个以数据为核心要素驱动发展的生态系统。在经济、社会和政府数字化转型与发展的进程中，政府处于倡导者、带领者，规范者和补缺者的地位。建设数字政府的实质，是运用数字信息科技，对行政的组织架构、秩序流程、方式方法、手段工具等，进行全方位变革和系统性重塑，从而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数字长三角建设进程中，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是牵引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和发展的关键。
长三角的数字化发展，说到底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创新流。在此我引用2017年5月间的一篇拙文（《知识的本质和“新新人类”》）作结：“阿尔法狗和世界第一围棋高手柯洁的人机大战已落下了帷幕。基于‘人脑和经验’的人类，毫无悬念地输给了基于‘电脑和拥有深度学习能力算法’的人工智能。创新已成为发展不容置疑的生命线，企业和企业家如此，国家和民族如此，人类和机器人（人工智能）也是如此。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人和人、人和非人、人和地球永无休止的大博弈中，胜利将永远属于永续创新的‘新新人类’”！
感谢邀约，感谢聆听！来源：刘亭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