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为浙商而“言商”

写下这样的字眼，内心里竟漾起阵阵涟漪。

多少年来，社会上流行的是 “无商不奸、无奸不商”的俗语。一个“商”字，竟然与中国几千年的文明“背道而驰”，为中华文化所不容？

然而，翻开历史，你会发现，“商”的存在是那么的久远而自然。“商”，从一个原始部落的名字演化而来，从最早的以物易物，到后来钱庄、票号的出现，从丝绸之路的商旅驼队到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而有近代中国晋商、徽商之“商”，再从上海滩的“江浙财阀”至今天的浙商、粤商等，一个“商”字，从名词到动词，又从动词到名词（或兼具动词与名词），其间的变化缩影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

物质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与这“商”字的演变都紧密相连。而 “独尊儒术” 的传统文化盛行中原之时，宋代永嘉事功学说却在江南一隅悄然蔓延。星星之火、生生不熄，照耀着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东方大国一路前行。无可否认，这个“商”字，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不是被褒扬的字眼。然而，在西方文明中，“商”的文化与精神却如一面鲜艳的旗帜，闪耀在时代的船舰上。这个“商”字推动着只有几百年历史的美洲大国刚刚独立就走向“列强”的队伍，以至于它的货币进而成为世界货币；它的工厂渐渐成为跨国集团，渗透到世界各地。“商”，成为一个国家发展和壮大的催化剂与“风火轮”。追寻着这个“商”字，掀开的是一部人类史，看到的是一个历史流动的脚步与声音；探访这个“商”字，触摸到的是地球上各个板块的肌肤与神经；品位这个“商”字，感受到的是星像的流转与众生的沉浮……“商”，便是一张极大的网，历史、天地、政治、文化、民族等阡陌交错，构成了这张大网。

“商”，是一个生命，一个宇宙。悟得“戒欺”之道，犹如枷叶拈花，得到如来印心法门之真传；亦如基督之信徒破译《圣经》之真谛。“商”更是一门哲学，教会你什么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商”还是一门法术，让人见识“无中生有”、“异想天开”的传奇。

一个“商”字包罗万象，蕴五行之术，含八卦之易。破解其中脉络，当知天下之走势。有台湾朋友告诉说：19世纪，东方大国商脉微弱，几乎要被来自海洋汹涌的潮汐淹没。星移斗转到了20世纪，一息尚存的商脉终因得天时而渐渐走强， 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个文明古国终于成为富有磁性的“大罗盘”，人气、财气随之而来。

观星相、测八卦而言“商脉”，这多少有点“迷信”色彩。但，看世界与中国经济之“天时”，观长三角与浙江区域经济之“地利”，访浙商之“人和”而判浙商发展之趋势、察浙商竞争之法则乃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研究”也。浙江省浙商研究会于是应运而生，并以成为“浙江商人之思想库”为要义；以期探源浙商文化、挖掘浙商精神、塑造浙商品牌、提升浙商素质、助推浙商发展。

沈阳市副市长王英先生日前对笔者说：“我们始终不认为到浙江招商引资，解决的是就业和税收。我们引进的是最富有商人文化的人才，和浙江人的重商意识、重商观念。”说到底，浙商最吸引人的还不是他们手中拥有的闲资，而是他们高扬的“重商精神”。

一个“商”字，寓意深刻、意义深远。有了这个字，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就有可能兴旺；缺了这个字，“落后挨打”的历史就有可能重演。借用拆字法将“商”字拆开来，有此一解：一个“商”字，“辛苦相抱、愁眉不展、加上一人、五谷丰登”。汉字再次展示了它的魅力：如果少了那个“人”字，则辛苦而愁眉不展，加上那个“人”，“商”就脱离苦海、五谷丰登，活力森森。

鱼逐水草而居，鸟择良木而栖。浙商，因浙江商人的灵动而谱写辉煌。那么，我们借此为正在长跑运动中的浙商喊“加油”！ （徐王婴）

研究会动态：

沙龙活动集萃

写真篇——系统风险防范：浙商新课题

                                      浙商研究会秘书长  徐王婴

由浙江省浙商研究会与《浙商》杂志社共同主办、浙商银行承办的“浙商沙龙”活动中，著名浙商汪力成、章鹏飞、钱沈钢、戚金兴、朱志平、夏建统等，以及研究会副会长吕福新、浙江工业大学王静等专家学者以16亿的小巨人企业超同一夜之间倒塌的事件为由头，就“浙商的新课题——系统风险控制”这一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杨轶清（浙江省浙商研究会副会长）：还会有更多的超同败局吗？

海盐化纤企业集团超同轰然倒下的事件，引起众多浙商的思考。随着资源短缺、成本上升、政策调控和市场竞争的持续紧张，有人担心：将会有更多的浙江企业因为顶不住压力而歇业倒闭。如何渡过危机、安全生存已经是浙商面临的一个现实考验。

浙商，该如何提高“御寒”能力，及时化解系统性风险？金融机构与企业又该如何构建和谐的银企关系？

夏建统（天夏集团董事长、浙江省浙商研究会副会长）：要认识超同事件的本质。

超同的问题，不仅仅是浙商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个国家市场经济成熟的程度。我们的企业，其生存所依赖的商业、金融机制和环境都存在着快速变动的特点。从系统控制学角度看，企业的发展，适当的动态环境是必要的，但动态过大，就要有黑洞产生，这就是风险。

另一方面，我们来认识一下银行的本质。我注意到浙商银行的徽标，看上去既像一把刀片，又像一个放大器。有人说银行在你好的时候是“依人”的小鸟，在你不好的时候是鲨鱼。从这个层面上说，银行作用的两个表象既是刀片又是放大器。作为企业，“吃人”的恐怕还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银行成为你财富的放大器而不是刀片。

还想说一点多元化和专业化的问题。最近国内倒下的许多企业，大部分是多元化的。但从我们国家这种变数较大的大环境看，多元化经营又是必要的。可是，多元化经营必然带来资金、人才等等方面的问题。这是企业的两难选择。作为企业来说，要结合自己的情况，把企业与大环境结合起来，好好地把握天、地、人的关系。

汪力成（华立集团董事长、浙江省浙商研究会名誉会长）：风险控制，从小处着手。

浙江的大环境确实到了我们应该冷静思考的时候了。其实，超同事件还够不上叫“系统风险”。我的理解，系统风险比较严重的是在多元化、集团化的企业。德隆事件是典型的系统风险爆发的案例。这对于我们的警示最重要的是要意识到风险的存在，提前做好预防。

首先，我要说的是不要指望银行。

银行也是企业，也是以赢利为其目的。做企业的就是应该把银行当成“鲨鱼”。

风险防犯，如履薄冰。

我毫不隐讳，我们华立在1995——1996年，就差一点引发系统风险。有了这次教训，我们就非常小心。我们注意到，引发你企业风险的往往是你平时根本没注意到的“小问题”，比如组织架构，人事安排等，都有可能导致风险的出现。而致你企业于死地的则是资金链和债务链。所以，企业要控制风险，就是要把那些平时没注意到的问题地方都考虑进去。比如，我们规定，两个以上的董事，五个以上的高管人员，不得同乘一架飞机，不得同乘一辆车。

资本放大要懂得约束。

资本放大的功能是每个商人都喜欢利用的功能。但资本的放大到底有没有一个“度”？我计算了一下，德隆的资本金放大倍数超过了12倍。过分依赖资本收益率，会造成企业的风险。按我们的经验，资本放大，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都不要超过四至五倍比较好。

企业内部担保链的控制极其重要。

一些集团公司，下面有很多子公司，结果，子公司之间互相担保、借款，出了问题就无法控制。德隆的问题，根子就在这里。所以，我们设定，所有子公司借款，都必须是纵向控制，横向之间不得随意借款和担保。集团化的企业，母公司的功能定位一定要精准，其职能就是对子公司的监督控制，控制资本链、债务链，而不是深入子公司具体的经营。

资产的可变性是企业自救的金条。

集团化企业，短融长投的问题是产生风险的一个原因。怎么避免？怎么控制发展和风险之间的矛盾呢？这里要注意资产的可变现性，不能只注意资产负债表。企业发展不利时就要收缩，怎么收缩？就是变现资产，偿还债务，规避风险。我们收购这么多上市公司，与其说为了发展不如说是建立退出机制。这有一个好处，就是有了难关，我就卖掉一个企业，上市公司是比较好卖的。如果不是这样，资产是没用的，关键在可变现性。

郭羽（天畅科技公司董事长）：用自有知识产权规避风险。

我们是搞网络游戏的企业。对于我们来说，风险首先在于知识产权问题。所以，你到我的公司，是看不到电脑的，因为电脑机箱被锁起来了。如果哪一天，你开发的东西被电脑人员拷贝走了，你所有的心血就都白化了。所以说，我们的风险是无时不在啊。

第二，是行业风险的问题。我把边锋游戏卖了以后就一直在思索，我该做什么？大家看到陈天桥赚钱了，于是就有很多人跟着做网络游戏，却不知道，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风险是很大的。而网络游戏与动漫相比，游戏企业已经有一套完整的赢利模式了，而动漫企业还没有。所以，杭州的动漫产业是“外热内冷”。动漫产业的进入，门槛会更高。

但我想，门槛低了同时就意味着更大的风险。所以，我们决心搞三D原创。现在，我的产品《大唐风云》已经初具雏形。我是用自己的知识产权为自己规避风险。

我又想到一个问题：2004年，宁波的GDP比杭州降低了400亿。我想，这与宁波过分依赖制造业有关系。从这个方面看，杭州前些年提“天堂硅谷”还是对的。现在，杭州市东部软件园，那么小的一个地方，产生的效益很大。我想，这对于浙商应该是值得思考的。

章鹏飞（现代联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省浙商研究会副会长）：多元化的底线：保留核心企业的实力

我们是浙江最早的民营企业之一，经历了民企走过的全过程。有很多经验和教训。1995、1996年，在上一轮的宏观调控中，几乎有95%的集团公司倒掉了，我们现代也损失了6000多万，那是灭顶之灾。我们没倒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多元化经营中，有几块即使在最困难时还是最好的，比如家电市场、食品市场等。有了这么一个经历，我们就注意多了。所以，现代集团无论有多少子公司，集团总部始终没有贷款，核心企业的实力始终是有保障的。一句话，不要把所有的风险押在一个地方。

朱志平（中国同方控股集团董事长）：风险控制的关键在策略投资建设。

企业发展确实有很多不可预测的东西。我们同方集团本来是搞证券的，但我们在股票最高点的时候走了出来。这也是一种风险控制。现在我们主要是搞实业。企业系统风险的控制，我想，第一就是要控制好财务风险，这一点，投资策略很重要。第二要有一支好的团队。第三，要控制好现金流，我们搞房地产，我提出的是“现房理念”，就用现金造房子。这样，可以从根本上规避宏观调控带来的种种影响。

戚金兴（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董事长、浙江省浙商研究会副会长）：主动调整战略，有效规避风险。

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银行贷款，在整个操作过程中都有一个金融风险的问题。那么，房地产行业怎么规避风险？我认为，万科的模式是值得借鉴的。万科的成功，一是收缩战线，把原来的多元化发展收缩到以房地产为主的上市公司；二是产业上，集中在某一区域，如珠三角、长三角等区域；三是要做一流的产品，他在每个城市开发的产品，其品质、环境都是一流的，地段是外围的，价格是中等的，以大众产品化解风险；四是融资渠道多元化，不完全依靠银行，而是同时启动信托、基金和上市公司的功能等。借鉴此经验，我们在战略上也主动做了调整。一是搞优质资产，在开发之余把优质产品留下来，把置业作为一个新的发展点。二是搞宾馆酒店业，在5年内要在10万平方米以上的宾馆饭店。三是稳步开发房产。以房地产建设为龙头，带动置业、酒店业的连动发展，做“大房产”的概念，这是我们的应变之策。

俞春雷（九鼎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浙江省浙商研究会常务理事）：在发展中规避风险。

我的理解是，控制风险最好的方法是发展。问题是要把握好什么时候去发展？我的经验是：大家都发展的时候，我是跟着别人发展；现在宏观调控的压力很大，对我来说就是发展的最好时机。紧缩时期搞扩张，李嘉诚就是先例，所谓“乱世出英雄”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企业如何发展，控制风险靠什么？要靠财务稳健。我们的经验是，永远都备一笔“救命钱”。要把钱花在在刀口上。

第三，企业的发展要有一个平台，一个可以互相帮助共同促进的平台。关键的时候往往就差那么一点，有了这个平台，靠朋友帮助一下就化解了。

张跃飞（浙江飞跃建设集团董事长、浙江省浙商研究会副会长）：做精企业、锁定风险。

我感到浙商大部分不存在生存问题，主要还是发展问题。要发展，就有风险。企业发展最重要的是企业自我定位的问题。

那么，如何定位？是做大还是做强？我认为“做精”最重要。

我们是全国50强建筑装饰企业，但因为要为对方垫资，风险很大。所以，我们是在做好自己主业的同时，向相关行业做些延伸。我们主要是搞装修的，所以，就接手一些“烂尾楼”项目。比如，天津有两个烂尾楼项目，它就是没钱装修，那么，我们接手来做这个装修和营销，这样，就锁定了资金流向和风险。

再比如，我们最近要搞的一个连锁快餐制，是与团中央合作，在全国各地建立青年会馆，这与我们的产业相关，在全国各地建立的青年会馆，将有统一的装修风格，并有属地化的股份结构。这样，既结合了传统产业的优势，有连锁的特点，又通过属地化股权结构来控制风险。

高文举（杭州中裕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省浙商研究会常务理事）：风险要靠自己控制

我们是搞石油，纺织，运输，物流的综合性企业。我想企业的风险控制和化解，关键在于企业的定位和管理。办企业，我是“求稳”、“ 求新”、“求强”而不是“求大”。“求新”，是说企业的发展不墨守成规，要有延伸，我们延伸的项目虽然不少，但一定要是自己熟悉的。“求强”，就是追求在本行业里有品牌、有市场、有信誉。企业做大主要靠自我积累，而不是靠银行。所以，我总是对银行说，你给我的额度大一点，但我要少用一点。在我看来，银行就是“欺贫怕富”的，风险要靠企业自己来控制。

钱沈刚（浙江通普无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省浙商研究会副会长）：风险化解中银行如何更有作为？

面对风险，企业和银行该怎么控制？这次宏观调控的浪潮可能是大潮，企业和银行都会有风险存在。我发现银行在给企业发放贷款的时候，把注意力都放在抵押和担保上，银行业务员对项目跟踪不透，对项目本身的风险和企业的还款能力调查和分析不够。这样，一些好的项目，虽然项目前景好，但由于达不到你低押和担保的条件而无法贷到款，而一些企业贷了款之后，由于你缺乏对其项目和企业的了解，直到他还不上款时才注意到。另外，在设计贷款总额时，短贷长用也是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不负责任的，最后会给银行和企业双方造成风险。

企业的互相担保会有很大的风险，这次海盐的超同化纤事件就是这样形成的。所以，银行一味地看担保既给企业带来融资成本的提高，又容易造成地域性的风险。我认为，国外以项目贷款的方式应该借鉴。

再有就是银行处理风险的方式，简单的抽贷是有恶果的。实际上，有很多办法解决，浙商研究会应该深入研究一下，找出化解风险的方法。

龚方乐（浙商银行行长）：建立和谐的银企关系，共同防范风险。

系统性风险是我们面临的新挑战。什么是系统性风险，更多的是指集团内部一系列的风险相继引发，如德隆的案例。什么是区域性风险？区域性风险是在一个地方同时或先后发生的风险。这两个风险是当前正在集聚、正在突显的风险，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从这个角度说，超同事件不是偶然的，某种程度说，是一种先兆。

刚才老总们讲的风险，表现的是债务引起的，而有的企业是由于经营损失引起的，有的则是流动性贷款问题引起的。总的来说，更多的是经营状况恶化以后，资金链断裂，其他风险跟着爆发。最近，浙大海纳的问题就是担保问题引起的，而富阳的问题，弄不好的话就是一个区域性的。这种由于担保链引发的波及效应，这种放大效应是很难控制的，因而危害也很大。

说到最近一系列问题的原因，我想：一是宏观调控的产业政策引起浙江一些企业的阵痛；二是原材料等上游产品的大幅度涨价，给处于产业分工之末端的下游企业，广大的浙江中、小企业造成了压力；三是资金链紧张容易导致某些企业出现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浙江出现这种问题的概率和面都扩大了。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银行怎么办？从银行角度说，一是对企业的透明度不可控，二是对企业的资金流向不可控。在此情况下，银行只能认你的担保和抵押。这种局面目前是很难有大的改观的。

所以，我在这里还是给企业提一些建议：一是企业的负债率问题。目前企业的负债率普遍较高，如果企业的资金供给率一下子低了，增幅就自然降低了，这种情况就要求企业学会控制债务。否则，银行一旦抽资就出问题了；要是多家银行贷款问题就更大了。二是相互担保的问题。债务链和担保链可能会造成一个地区的企业都出问题。所以我非常赞同刚才九鼎老总俞春雷说的留一块应急资金的办法，也很赞成汪力成先生说的资产变现的办法。

当然，从银行角度，我们还是要从积极的方向去努力。比如这次的富阳问题，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努力促成那30来家互相担保的企业的重组起来。通过重组、收购，也许能把坏事变成好事。我们浙商银行专门为企业的收购和重组建立了投资银行部，我们希望可以建立起和谐的银企关系，与浙江企业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我们衷心地希望，超同事件只是一件正常的企业事件，而不是浙商群发性事件的先兆。

思考篇——浙商沙龙探讨企业的系统性风险控制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王静

［提要］

●银行及金融市场所提供的外源性融资问题所导致的企业经营群体性困境及危机，非企业自身可控，可称为系统风险。

●在本轮宏观经济调控背景下，商业银行的“惜贷”或“抽贷”，加剧了一些曾经是银行优质客户的实体企业的生存困境，甚至直接导致其破产倒闭。

●浙商群体（主要指浙江民营企业）如何在转变增长方式中，有效规避系统性风险，是一个共同的问题。

2005年4月29日下午，由浙商研究会、《浙商》杂志社主办，浙商银行承办的浙商主题沙龙活动，围绕“系统性风险的控制与化解”，探讨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宏观经济调控背景下，浙江企业的生存状态问题。来自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浙商研究会会员以及浙商银行的负责人畅所欲言，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对于“系统风险”的认识

从可控性角度，可以将风险分为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就微观主体而言，一般能够通过风险预警系统、合理的投资组合来规避非系统性风险，却通常无法避免系统性风险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

企业与银行都是微观主体。因银行及金融市场所提供的外源性融资问题所导致的企业经营群体性困境及危机，非企业自身可控，将之视为系统风险，有一定的合理性。对商业银行而言，在保证资金安全性前提下实现盈利目标，是其作为金融企业的角色要求，因此银行的理性选择是在实体企业的经营过程中锦上添花，也不排除对出现风险的企业雪上加霜，而不会是雪中送炭，即银行承担的是有限的社会责任。

在本轮宏观经济调控背景下，商业银行的“惜贷”或“抽贷”，加剧了一些曾经是银行优质客户的实体企业的生存困境，甚至直接导致其破产倒闭。为此，浙商群体（主要指浙江民营企业）如何在转变增长方式中，有效规避系统性风险，是一个共同的问题。

中国的企业普遍存在自有资金不足，过度依赖外源性融资的情况。而资本市场及直接融资体系的不发达，更使银行贷款成为满足企业融资需求的主要渠道。然而，银行与企业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风险，大致表现为银行放贷之前的“逆选择风险”与放贷之后的“道德风险”。对企业而言，“短贷长用”，将银行提供的短期性流动贷款转用于长期性项目投资，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而对银行而言，因企业信息不透明，资金流向不可控，对企业提供的贷款只能是重担保重抵押重资产重短期贷款，这更容易导致企业风险；同时，由相互担保所形成的复杂的关联企业网，在宏观调控与银根抽紧的条件下，比较容易因为资金链问题而产生“一损俱损”的连锁风险。特别是在特定地域内的若干企业集团共同发生风险，借由担保链引起波及效应，有可能导致区域性的经济社会风险，这是必须值得关注的问题。

如何控制“系统性风险”

处于不同行业、不同发展规模及层次的企业，所承受的风险大相径庭，所采取的风险控制手段也不相同。此次与会的浙商，既有已经形成企业集团、在海内外上市的行业翘楚，也有高速成长中的新兴企业，以及发展中的中小型企业。企业家们认真反思切身经历的实践过程，总结出如下控制系统风险的手段：

1、制订科学的发展战略，从源头上控制风险。环境、政策、产业、组织、管理等是构成企业系统风险的几个主要方面。面对浙商的“冬天”，传统产业要实现升级换代，必须从发展的角度去探讨企业系统风险的控制。企业要在定位上下工夫，把自身的定位找准，在发展中控制风险。

2、运用系统控制论，妥善处理多元化与专业化的关系。系统性风险与企业经营者的价值观、追求目标相关。多元化、集团化的企业蕴藏着系统性风险（由企业内部的关联引发），因此母公司的功能定位是控制而非经营；同时要注重最基础的管理，从细节上入手来控制各种可能的风险。在担保问题上，不许子、孙公司之间的横向担保。专业化企业的风险可能较大，完全多元化又会力不从心，故应发展相关联的专业多元化企业，企业间互相配合，增强抗风险能力，对宏观环境的适应性也更强。

3、融资渠道多元化、债务结构合理化。对于资金依赖型的企业（如房地产业）来说，多元化的融资投（渠道、地域）安排是控制系统风险的有效办法。在资金管理中，企业要通过合理的债务安排，化解流动性不足的风险。努力避免担保链的恶果。小企业可以建立应急基金，集团化企业在发展时则要关注资产的可变现性，如华立集团收购上市公司主要是为了建立退出机制。

4、科技是浙商未来的发展方向，了解和熟悉所从事的行业是避免风险的基础。如在IT行业中，拥有自有知识产权能够避免风险。而发展IT产业，不失为一种低耗能、占地少、占用社会资本少从而风险也小的产业发展选择。

5、参与市场游戏规则的制定，有助于在开放市场竞争中对风险的掌控。要努力避免中国成为国际商品基金的猎物。

6、建立风险预警体系，引入“风险经理人”制度。要加强财务管理，集团化企业的母公司则要弱会计强审计。而金融企业应积极借鉴西方商业银行成功的经验，以风险经理配合客户经理和产品经理共同控制业务流程的风险，在对风险的动态识别与跟踪中实现风险控制的目标。

共建和谐的良性的银企关系

银行的“抽贷”是金融企业基于自身角色要求的理性选择，企业不能对银行寄予过高的期望。从浙江著名化纤企业超同集团的沉没可以看出，在产业结构转型中，企业与银行都是宏观调控的承受者。超同集团可能不是偶然事件，超同倒下的表象是资金链的断裂，而商业银行充当鲨鱼参与对企业的查封，促进了企业重组与优胜劣汰。

银企之间如何由低水平的博弈关系、金钱关系，发展为更多的共同发展关系，构建和谐的良性的生态关系？大家认为：

1、银行应在以下方面对企业有真正地了解：（1）企业是如何赚钱的；（2）企业是如何控制风险的；（3）企业何时需要资金；（4）企业的担保与财务运行状况；（5）民企董事长（人性的弱点及可能带来的风险）与核心团队（风险的承受能力）的状况。

2、金融中介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从目前的“需求尾随型”向“供给引导型”过渡，既实现自身逐利的目标，又推进企业的发展。银企关系折射出金融中介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需求尾随型”的金融发展模式，是企业引导金融发展，金融中介是被动的反应。而在“供给引导型”中，金融中介以能动性创新来刺激实体经济部门对金融产品与服务的潜在需求，从而达成自身的逐利目标并推进实体经济的增长。因此，银行也要增强处理风险的能力。对出现风险的企业不要简单的予以“抽贷”，而应通过与政府、企业之间的合作，促使企业收购重组，在给企业一个新的发展机会的同时化解风险。面对宏观调控所呈现的威力，企业可以有所作为，银行也要爱护自己，要客观看待政府协调中的银企关系，追求一种银企和谐共存发展的目标。

3、银行能否依靠银监局等第三方的力量，设立风险保证金；或帮助企业搭建一个企业间在经费等方面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的平台。

总之，企业（包括金融企业）在宏观环境较好的情况下要考虑风险问题，而在宏观环境趋紧的情况下，也要把握发展机会。

人文讲堂：活动写真

5月28日上午，由本会承办，省社联、钱江晚报主办的“浙江人文大讲堂”之“浙商转型”主题活动赢得众多听众的好评。本会名誉会长汪力成，执行会长王曙光的精彩对话赢来阵阵热烈的掌声，以下是这次活动的有关报道。

产业报国：从企业家到社会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