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富可敌国的南浔“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无疑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其崛起和衰落，都映照着时代重重的背影

潮起江南，风雨路长

——南浔古镇近代丝商群体的兴衰沉浮

           文/陆士虎       

江南古镇南浔的历史可远溯到西晋时期。北宋时原为一小村，因滨浔溪而名浔溪；又因浔溪之南商贾云集，屋宇林立，而名南林。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取南林、浔溪之首字，改名南浔，设官建镇。明代万历至清中叶为雄镇阶段。清末民初，特别是上海开埠后，南浔的发展达到了鼎盛，出现了一个因经营蚕丝而发迹的豪富阶层，时人以三种动物形体的大小来比喻他们的财产多少，逐步形成了“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之谚。

他们的财产究竟有多少，民间说法不一，一般认为“象”指拥有财产百万两以上的豪富，50万至百万两者称为“牛”，30万至50万两者称为“狗”。在称为“象”的刘、张、庞、顾四大家族中，刘家财产达2000万两，张家1200万两，因而也有被尊称为“狮”的。被称作“牛”的有邢、周、邱、陈、金、张、梅、蒋八家。

照此估算，他们的财产总额当在6000至8000万两，可谓富可敌国。因为19世纪90年代初，晚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7000万两左右；1894年前，本国产业资本投资总额仅有6000万两。无疑，他们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南浔“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的兴起，对湖州，乃至中国最富裕的江浙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经营蚕丝发迹

南浔地处太湖之南，河流纵横，密如蛛网，水质清澈，土地丰腴，适宜蚕桑。早在南宋时期，南浔已“耕桑之富，甲于浙右”。至明代中叶，辑里湖丝声名鹊起，列为御用贡品，蜚声京都，远销海外。当时天下蚕桑之利，已“莫盛于湖”，而一郡之中，“尤以南浔为甲”。到了清代，辑里湖丝实际上成了中国优质蚕丝的代名词。据传清王朝内务府规定，凡皇帝和后妃所穿的龙袍凤衣，必须用辑里湖丝作为织造原料；康熙、乾隆皇帝的龙袍就是指名用辑里湖丝织造的。《徐愚斋日记》写道，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过生日，有人把南浔辑里湖丝作为礼品献上而获奖励。

1851年，南浔“荣记”辑里湖丝一举夺得首届伦敦世博会金银大奖，南浔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世博会金奖诞生地。1910年，南浔辑里湖丝在南洋劝业会上有13个品牌分获一、二等商勋和超等、优等奖；1911年，在意大利工业展览会上，南浔辑里湖丝各类产品均获金奖；1915年，南浔辑里湖丝与贵州茅台酒同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1926年，在美国费城博览会上，经过技术改良，以机缫丝参展的辑里湖丝又一举摘取最高奖—甲等奖8个。据初步考证，辑里湖丝还参加了比利时列日、意大利都灵、美国圣路易斯等世博会，频频获得大奖。

南浔丝商望族的脉气一直很旺盛，靠经营蚕丝业发家的富商群体到底有多庞大，宋、明代已难于辨考；清代时南浔镇居民大多靠业丝为生。后来被称为“八牛”之一的邢家就是从清初开始业丝的浮华世家。然而，到了公行制度时期（1757—1842），中国对外贸易只限于广州，著名的十三行更是记录了早期商人对外贸易的足迹。

“老南浔”说，被称为“八牛”之一张佩森的祖上就是开辟南浔生丝海运下广州的先驱。也有人说，“八牛”之一梅家的开创者梅鸿吉，早年也是坐漂洋船海运生丝到广州的。初次冒险时，他们只能用船装上数百包生丝，外用咸菜、大头菜做掩护，同时备足粮食、腌肉和淡水，往返时装运干货海鱼（白银藏于鱼腹），没想到竟安然无恙，获了大利。

这件事黙黙地改变着南浔丝商的经营理念和模式，一些“弄潮儿”争先恐后下广州，经公行之手或直接与洋商交易，辑里湖丝已远销印度、缅甸、埃及、叙利亚等国。虽然有过惊涛、险滩、风暴的袭击，也有过海盗劫掠，但他们终究开辟了一条“南浔—广州”的海运生丝之路。

崛起于上海滩

南浔以“四象八牛”为代表的丝商群体的崛起主要还是在鸦片战争以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南浔丝商接住了“上海开埠”这一时代抛来的“绣球”，在那场江南农村从经济上“包围”大上海的潮流中，凭借名甲天下、得天独厚的辑里湖丝，与洋商做生意，不久就占领了欧洲市场，在中国生丝外贸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上海开埠的最初四年，南浔辑里湖丝在上海生丝出口贸易中平均占55%。1847年，辑里湖丝占上海出口丝贸易总量的63.3%。据《广州海关十年（1882—1891）报告：“直到1870年为止，从上海出口的丝完全是辑里湖丝。”当时南浔镇仅丝行埭一条街上就开设了50多家丝（经）行、丝栈，丝商把收购来的丝装上船，通过大运河运往上海。清代诗人曹仁虎在《浔溪竹枝词》中这样描述当年丝市的盛况：“红蚕上簇四眠过，金茧成来欲化蛾。听道今年丝价好，通津桥头贩船多。”

正因为大利所在，趋之若鹜，一大批南浔丝商走出青石板路，贩丝沪上，崛起于上海滩。例如，被称为“四象”之一的顾福昌30岁时就到了上海，当时的外滩还尚未开埠，正如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林塞在考察报告中所说：“那时的外滩，还什么也没有，是一片长满芦苇的泥塘。”但不久上海开埠，顾福昌抓住契机，就在上海四马路开设丰盛栈号，后改为寿泰丝栈，与南浔丰盛丝行遥相呼应，成为南浔丝商在沪最早发迹的一家。“八牛”之一的陈熙元在19世纪50年代，在上海开设裕昌丝栈，是上海出名的“丝通事”。咸丰十年（1860），陈熙元参与发起成立上海丝业会馆，是首届董事。接着继起的有“四象”之一张颂贤（恒和丝经行主）、“八牛”之一邱仙槎（启昌丝经行主）等等。

丝业商会相继成立

太平天国初期，南浔“四象”之首的刘家、被称为“八牛”之一的梅家及周家、金家等趁避难进入上海租界，与洋商接触后，也纷纷投入到经营生丝对外贸易的行列。当时南浔的丝业贸易最典型的代表是南浔丝业会馆和南浔商会。

据镇志记载，清同治四年（1865），南浔丝商禀报藩司批准设立刻丝业会所，是湖州市首家丝商建立的公所。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始建公所用房三，落成于民国六年（1912）占地约五亩。民国五年（1916），丝业公所改称丝业公会，又叫丝业会馆，位于广惠桥东侧，门面为西式花岗石和青石雕刻牌楼式，大门上至今仍有英文写的横额。

南浔商会坐落在广惠桥西南面，那时镇上丝行很多，仅大小商店就达数百家之多，各行各业俱全，甚至连湖州各地的丝业也几乎尽为南浔人所办。1916年，由丝业公所董事长梅履中等发起成立南浔商会，1921年经中央政府农商部批准，并颁发铃记，借丝业会馆房屋为会址。1926年，南浔商会购地建会所，占地面积950平方米为三进中西合璧的建筑。

诚如《中国最大的丝商群体》一书所言：“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初，是南浔丝商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生丝出口虽因各种原因有所波动和起伏，其出口量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绝对值总体仍呈增长之势。”至1909年，在日本的生丝量超过中国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丝出口国，而以南浔辑里湖丝为主的湖丝一直在中国生丝出口中占很大的比重。这一时期，南浔丝商的经营领域大为拓展，除丝业外，又向金融业以及盐务、房地产等领域广泛投资。这些被称为“四象八牛”的巨贾豪富，不仅在上海滩呼风唤雨，叱咤风云，而且走向全国各地，乃至走向世界。

比如在海运业方面，“四象”之一的顾家购买了当时上海滩唯一的外洋轮船码头—金利源码头，建造堆栈与洋商结纳，独占了上海出口货物的装卸和打包业务。1862年旗昌洋行在上海设立的旗昌轮船公司，顾福昌、陈熙元都是大股东。陈熙元还在旗昌轮船公司拥有“苏格兰号”、“竞赛号”、“山东号”、和“查理。福士爵士号”。在新式金融业方面，刘锦藻、张澹如等于1907年参与创办了浙江兴业银行，这是为抵制洋人经济入侵而成立的我国最早的商办银行之一。在近代工业方面，庞莱臣于1895年与丁丙合资30万两，在杭州创办世经缫丝厂，为浙江民族资本产生阶段著名企业；次年又与丁丙合资8万两在塘栖创办大纶制丝厂（1928年扩资改为崇裕丝厂）。他还涉足棉纺、造纸、印染等业，1896年与丁丙集资40万两，在杭州创办通益公纱厂（1902年转让给李鸿章儿子李经方）。1896年顾敬斋盘进了上海乾康丝厂，在20世纪初成为上海最大的丝厂；后来他又在无锡创办源康丝厂；1902年还参与创办了上海最早的面粉厂之一华兴面粉公司。在房地产方面，陈熙元是上海早期著名的房地产商，1862年拥有租界一半的房地产；南浔刘家在上海公共租界中心区福州路、广西路一带有10余条里弄，其中著名的会乐里、会香里、洪德里、怡德里等里弄住宅都是他家的产业。刘家还在杭州、扬州、青岛、汉口、长沙、南通、青浦、上虞等地经营房地产，仅登记在册的义庄就达一万亩。张石铭1921年前后拥有上海外滩价值500万的房地产。

难怪有人说在上海繁华的年代，南浔也形成了中西合璧的富商文化，深藏于高高的封火墙内的欧式洋楼，教堂与寺庙、道观并存，江南丝竹与交谊舞交融，法兰西玻璃、印象派地砖、意大利壁炉、英格兰自鸣钟、西班牙罗马柱，在这里演绎着现代海派的休闲时尚。要知道江南豪门究竟富到什么程度，去南浔看看就明白了。这里不仅有着他们精心营造并遗存至今的“一是水二是丝三是书”的泱泱景观，也有着他们创造财富、积累财富的经典秘诀，更有着“财富之镇”的崛起。正如民谚：“湖州一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

群体衰落的原因

然而，进入民国以后，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后，南浔“四象八牛”在上海以及江浙地区的地位和影响逐渐衰微。从被后人与宁波商人相比称之为“先发之势”的南浔商人由弱而强、由盛而衰的经历看，宁波商人的兴盛之时，恰是南浔商人的衰弱之日。处于相同的时代，一个一蹶不振，一个如日中天，反差如此之大，个中原委，值得深思。

透过历史的烟云往深处窥视，导致南浔“四象八牛”衰微的直接原因是中国丝业的衰落。外国商业的渗透，日本丝的走红，人造丝的发明，无疑都是对南浔富商的挑战和危机，但这还不是他们群体衰落的主要原因。同治元年（1862）以后，中国生丝出口急剧下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国内战争的破坏和自身经营不善等因素所致。

当然，对战争不能一概而论。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南浔很多商人踊跃投入，其中有的人成为时代的先锋。这场革命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无可讳言的是由于辛亥革命之前，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已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因此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接连不断的社会动乱，军阀混战仍在继续，这是清王朝畄下的恶果。南浔商人自然不能不受到干扰，生丝外贸势必受到影响。更令人发指的是，在抗日战争中，沦陷区交通线两旁的桑树被日军砍伐殆尽，被毁桑园200万亩，30%以上的蚕种场和60%以上的缫丝厂被焚毁和破坏。当然，南浔以及周边地区，乃至江南水乡也不能例外。这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南浔“四象八牛”的衰落还有其自身的原因。当他们发迹致富以后，封建家长制的权威，传统经营上的保守性，似乎仍是很多商人唯一可临摹的范本，而且后代中有些人由于缺乏祖上那种开放的心态、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能儒善商的文化修养，因此在变幻莫测的商海大潮中未能敏锐地洞察风云，或投资不当，或管理不善，或自身堕落，从而使祖辈沿袭下来的主旋律走调变音。这就是南浔丝商群体在风光百年以后终究陷入困顿、迷惘、衰落的内在原因。他们归根结底还是逃不出历史的局限和束缚，这似乎就是他们与时代、与环境、与自我共同而“成亦萧何，败亦萧何”的命运。

潮起江南，风雨路长。可以说，南浔“四象八牛”的崛起，是处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辛亥革命新旧时期转型的大背景之下，必然笼罩着忧患时代的重重阴影。从“夹缝”时代的鼎盛到悲剧时代的衰落昭示着一个哲理：商道荣衰，系于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