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日的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提出，去年年底宣布的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要确保落地，同时要加大开放力度，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

　　11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等金融部门迅速行动，开放的具体举措密集宣布，成为论坛上的焦点话题。

　　许多分论坛上，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们就金融开放、金融风险控制、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大幅开放金融业 提升国际竞争力

　　出席博鳌亚洲论坛“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分论坛的新任央行行长易纲给出了未来新一轮金融开放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易纲表示，金融领域的开放措施包括六方面，将在未来几个月内落实：一是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允许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二是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后不再设限；三是不再要求合资证券公司境内股东至少有一家是证券公司；四是为进一步完善内地与香港两地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从5月1日起把互联互通每日额度扩大4倍，即沪股通及深股通每日额度从130亿元调整为520亿元人民币，港股通每日额度从105亿元调整为420亿元人民币；五是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六是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与中资机构一致。

　　今年底前将推出以下措施：鼓励在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对商业银行新发起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不设上限；大幅度扩大外资银行业务范围；不再对合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单独设限，内外资一致；全面取消外资保险公司设立前需开设两年代表处要求。

　　此外，经中英共同努力，目前沪伦通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将争取于2018年年内开通“沪伦通”。

　　易纲说，此前宣布的各项开放措施均在顺利推进，包括放开银行卡清算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放宽外资金融服务公司开展信用评级服务的限制，对外商投资征信机构实行国民待遇。

　　目前，各部门正在抓紧修改法律法规相关程序，将在上述时间节点前落地实施。为促进金融业开放相关工作顺利实施，还将做好配套措施，在扩大金融业开放的同时加强金融监管。在放宽外资准入和业务范围的时候，依然要按照相关法规对各类所有制企业进行一视同仁的审慎监管。

　　在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易纲表示，一直在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与过去相比，不管是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外直接投资（ODI），还是在金融市场方面，如何让外资进入股市及债市，如何将中国股指纳入全世界主要指数，这些工作一直都在做。

与会嘉宾畅谈金融开放、风控与未来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

　　吴晓求认为，无论是银行还是证券，相对来说发展比较成熟，特别是银行业，有自信可以开放，这也对银行业转型有推动作用。我国证券机构竞争激烈，但是也有问题，比如没有著名的投行，特别是没有世界级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投行。保险市场目前在快速成长阶段，这个对外资有巨大机会。

　　在谈到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时，吴晓求说到，“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不仅仅是提供融资，最重要的是财富管理。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首先要融资难，但是融资贵的问题需要基于大数据平台来甄别企业的信用信息。”

　　“中国金融体系的开放是必然的。”吴晓求指出，中国金融体系开放有三个重点：一个机构的开放；二是人民币的开放；三是市场的开放，特别是资本市场。中国的金融体系开放是从机构开放开始的。如果一步步走下去，中国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结构、业态都要发生重大变化。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

　　在巴曙松看来，中国金融面临两个最主要风险：一是影子银行监管。各类表外理财业务、同业业务、交叉性金融业务迅速扩张，这些表外资产的质量及回表可能产生的风险是不确定的。尤其是在分业监管时期，部分资产管理机构存在监管套利的可能。二是高杠杆风险，包括地方政府债务和国有企业债务的问题。尽管目前已得到有效控制，但仍不可掉以轻心。

　　巴曙松表示，中国经济发展到当前阶段，分化非常明显，究其原因是新旧动能转换所致，人们可以看到GDP增长基本站稳了，同时内部的表现分化非常大，有些行业在收缩，有些在增长，经济已经开始转型了。在这一过程中，金融业能不能跟上转变尤为关键，现在我们看到银行的利差平均慢慢在收缩，而且旧经济收缩的风险正慢慢释放出来，新经济的占比关联度又不大，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未来中国的金融业要高度关注经济转型过程中，金融业如何及时跟进问题。如果没有及时跟进，这些金融机构就慢慢被淘汰，成为金融体系里面的“黑天鹅”，或者是“灰犀牛”。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

　　未来的五到十年是中国实体经济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几年，在这几年里，中国的实体经济会有质的提高。助推实体经济发展，金融领域必须要做好这三件事：一是防控风险，把不良资产化解掉；二是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三是夯实法治基础，做好证券市场。李稻葵说，金融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只有在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过程中才能找到自己的发展机遇。

　　住建部原副部长仇保兴：

　　房地产市场如果处理不好，再继续炒房，金融危机就来了。仇保兴称，过去不管建多大的房子，也不管多少人炒房，我们的金融还是比较优质，整个金融市场杠杆率很低，出不来风险来。现在房地产泡沫是唯一的可以促发金融风险，大家看到了美国就是前车之鉴，房地产不弄好，金融危机就会有。

　　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

　　金融需要依靠实体经济。凡是经济表现低迷时，银行盈利肯定也会减少。但如果过度追求虚拟经济，过度进行银行创新，离开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往往会伤害实体经济，也会导致金融机构自己的问题，从次贷危机到欧债危机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不可能发展，但实体经济也需要金融不断为其创造环境。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

　　当前资本市场改革有很强的迫切性，发展高质量制造业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中国已经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增强制造业的竞争力，金融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几乎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力量。未来十年资本市场的改革要快刀斩乱麻，以便给“中国制造2025”的实现提供金融力量。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

　　张燕生聚焦了备受关注的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他认为美国针对的是“中国制造2025”，贸易摩擦背后其实是“技术战”，这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下一步中国要赢得更多的时间，一是要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培养更多的科技人才；二是要夯实自己的内需市场和消费升级；三是要开展更广泛的国际合作。

　　张燕生认为中国企业要练好内功，在拓展外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重要的方向。管清友以顺德企业为例，他表示在遇到外部压力时，企业要从汇率对冲、调整产品结构和生产线三方面来应对，从而提升自身竞争力。

　　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行长李若谷：

　　李若谷认为，无论是“黑天鹅”还是“灰犀牛”，都会长期客观存在，金融风险是绝对的，不发生金融风险是相对的。监管部门想要彻底屏蔽、覆盖全部风险是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的。

　　预防风险的关键是能否真正做好内部管理和风险预防，并且提升这方面的文化。“银行内部的预防风险机制和文化显得尤为重要，尤其在预防‘黑天鹅’和‘灰犀牛’的过程中。”

　　“贸易摩擦不会引发‘灰犀牛’，也不会中断中国金融开放的决心。”李若谷表示，贸易战不太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在防控金融风险的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国内市场巨大，通过内需拉动经济同样能解决很大问题。

　　阿斯塔纳金融中心主席海拉特·克里姆别托夫：

　　当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当务之急是增强监管，需要监管者发出更多的声音来解决问题。“我们要关注持续的增长，通过建立基础设施和枢纽中心，以此促进‘一带一路’建设，进而使我们的贸易多元化，这种持续的增长能够化解我们的风险。”

　　日本央行前副行长岩田一政：

　　岩田一政谈到创新型金融科技类公司时表示，目前部分经济体内，宏观审慎框架还没有覆盖互联网公司、金融科技公司，需要扩大监管的覆盖度。此外，要继续提升传统金融机构和新型金融机构的交易安全性。

　　迪拜金融服务管理局CEO lan Johnston：

　　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开放，只要能够服务实体经济，就应该把蛋糕做大。

　　悉尼证券交易所CEO Tony Sacre：

　　对中国来讲，有必要完全走上国际化道路，这也是在一带一路大框架之下的。

　　日本金融厅总务企划局参事官柴田聪：

　　日本的金融机构对中国的开放政策非常欢迎，并乐于看到这种局面。他认为，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变得越来越强大，开放是一定会发生的。

近五届博鳌亚洲论坛金融热词盘点

　　2014年｜亚洲新未来：寻找和释放增长新动力

　　焦点：亚太自贸区、楼市改革、人的城镇化

　　过去十多年，亚洲区域内贸易规模从1万亿美元扩大到3万亿美元，占区内各国贸易总量的比例从30%上升到50%，建立一个与欧盟类似的自贸区的可能性开始被提及。2014年博鳌论坛上，中国相关发言人，指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所在，我们应齐心协力促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提升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水平。与此同时，可考虑启动亚太自贸区（FTAAP）的可行性研究，以实现亚太地区贸易投资利益最大化。”

　　此外，有与会者提出楼市应从调控的概念开始转为往改革上发展。具体而言，就是指在中国现在这个阶段上不能上来先讲市场，先要讲低收入阶层、收入夹心层怎么住有所居，所需要的有效供给要托好底，具体体现保障房有效供给。另外，如何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也被重点关注。

　　最后，如何更好的城镇化的问题，也在分论坛上被重点提了出来。尤其是京津冀的规划问题。

　　2015年｜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

　　焦点：一带一路、普惠金融

　　2015年，博鳌论坛最大的热点应当就是一带一路了。在该年里，“一带一路”建设的愿景与行动文件已经初步制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工作也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丝路基金已经顺利启动，一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已经在稳步推进。“一带一路”的广阔前景被广泛关注。

　　另一方面，普惠金融的问题以分论坛的形式摆在了大众面前，尤其是普惠金融里的农业金融该如何发展成为论坛议题热点。本来，接受正常的金融服务是每一个公民的天赋人权，但是，由于我们金融体系成熟度不够等各种原因，长期以来这样一个普罗大众的金融需求是被忽略的。一般做金融的就是锦上添花，雪中送炭往往挺难做，一做很可能就下去了，这个钱还不了，这个银行家甚至是金融机构就要倒闭了。所以，普惠金融不仅是中国的难题，也是全世界的一个难题，但是，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仍要迎难而上，努力去解决它，改善它。

　　2016年｜亚洲新未来：新活力与新愿景

　　焦点：互联网金融、经济的韧性

　　2016年，P2P、众筹等平台引发的一些金融安全问题成为论坛的一个焦点。如何通过监管方式让这样一些P2P企业没有机会触碰到用户的资金，让这样的交易都是真实交易而存在的，如何把握住一个监管底线成为与会讨论的热点。

　　此外，在“经济的韧性”分论坛上表示，对于中国经济是否具备韧性，如何抵御经济危机冲击作了交流。论坛还对“经济新常态”作了进一步解析，不少人指出GDP的下降，就像一架飞机一样，其实这个飞机并没有减速，只是把速度进行调整，由原来高速转为中高速。第二，降落的时候下面可能不是水泥跑道，是塑胶跑道，确保了肯定不会硬着陆。

　　2017年｜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

　　焦点：对外开放、技术革命

　　2017年，全球出现逆全球化的苗头，因此“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成为了该年博鳌论坛关注的重心。在论坛上，相关发言人指出，全球化不是欢不欢迎的问题，它就像是社会挑战和经济挑战一样，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已经在发生的现实。有些国家认为失业问题是全球化造成的，认为关起门来就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就业机会。但从经济学最基本的资源分配理论上来讲，当使用一种政策支持某一个领域，比如说支持制造业领域的话，就要把其他领域的经济资源拿到所支持的这个领域中来。这种资源再分配，不管有没有效率，本身这种人为干预式的资源分配就有问题。这也是在人为的歧视那些被移出资源的领域。

　　此外，金融去杠杆，金融监管等问题同时成为论坛焦点话题。会上，参与者不仅就金融去杠杆的问题作了多少探讨，同时，还就资产证券化是否能有效去杠杆的问题展开激烈辩论。此外，“金融业要防范系统性风险，不是个别性风险”的观点得到广泛认同。

　　2018年｜开放创新的亚洲繁荣发展的世界

　　焦点：全球化与自由贸易、大金融大监管

　　2018年，在贸易摩擦升温背景下，如何继续对外开放成为会议重点。综合世界发展大势，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 放宽汽车等外资股比限制”、“加快保险开放进程 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创造更有吸引力的外资投资环境”等对外开放举措被提出，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坚定态度。

　　另一方面，以AI、5G等技术的突出表现下，如何落实技术升级成为了会议的另一大焦点。AI给未来智能设备提供了学习大脑，5G提供了高效管道，为AI提供了更好基础。此外，物流的技术产业升级，信息安全产业的保驾护航亦成为与会热点话题。

据新华网、人民日报、中国网、央广网、金融时报、北京晨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