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必要民企，这不仅在于民企是最具活力的企业情势，还在于一些国企事实上已经沦为一个分利集团，背离了国有企业的性子。假如一些地方当局对民企监管不当，不仅可能使民企进一步减弱，而且还会因显而易见的缘故原由造成市场化进程的倒退

　　迩来，一份名为《绍兴市关于新形势下增强民营企业监管的调查和思考》的内部调研报告，在浙江各市间传阅。从这份文件看，绍兴旨在增强对民企监管，他们正酝酿“将对国有企业监管的有用办法渐渐引入民营企业”，将当局对民营企业的监管日常化、程序化。绍兴这一针对民企的监管系统，一旦在今年建设完毕，当地上千家规模以上大中型民企，一举一动，都将在“当局手眼”的掌控之中。

　　在“国进民退”成为热门话题不久，现在“民企监管”又浮出水面。虽然我们也经常从媒体上看到一些当局官员称要对民企进行监管，但像绍兴市如许以报告情势并将部分内容付诸实施照旧首次。可以说，绍兴对民企的监管在国内开了一个先河。在这些措施中，最引人注目的有：18个部门携手建立“民营企业财会监管联席会议制度”；“成立民营企业党工委和纪工委，视情委派党组织负责人进驻大中型民营企业”等。

　　据了解，年初以来，绍兴市所辖的绍兴县已向21家大型民企派出了首批19位当局官员，担任“驻企引导员”。例如进入华港集团的“驻企引导员”，每周都会到企业办公几次。据该集团负责人介绍，我们会让“助企引导员”参加大多数公司会议，假如他们要求看企业的财务报表，我们也给他们看。这注解，以往当局对于有题目的大型民企，以委派工作组的情势进驻也是常有。然而，像绍兴如许委派官员长期进驻民企的情况，在全国尚很少见。

　　绍兴的做法好像让我们看到，一个基本命题经过30年的螺旋式上升后又回到了原点：当局和市场、企业的边界在哪里？众所周知，我国市场化改革最基础的思路是：经济事务由市场来完成。当局作为规则制订者、规则实行者，就不该作为经营者，也不该以直接利益相干方的身份进行经济运动。

　　在经济出现大题目时，大概民间和市场力量无法解决这些题目，就可以由当局出面，行使当局权力解决。从理念上说，就出现了“市场监管”如许的名词。但现实情况每每并非如此：在一些情况下，当局并没有仅仅停顿在“市场监管”层面，而是渗透到更加微观的市场管理上，如绍兴市对民企的监管。

　　有人说，这两年，一些民企的经营出了题目，最终却要由当局来承担后果，让社会公众的利益受损，所以必须对民企进行监管。这话只说对了一半。现实上，金融危急下的民企发展困境不仅是由危急自己造成的，除了受垄断国企的挤压以及国家政策中的一些有形或无形的歧视外，地方的政企生态环境对民企的发展也起到紧张的束缚作用。例如，因为金融危急引发的“后遗症”对民企发展带来的影响。这些“后遗症”包括，民企很难从银行或其他渠道贷到款；当局对民企的税费加重等。

　　资深评论人士周飙认为，如今，让当局重新扮演投资主体角色、介入企业经营和风险管理，显然与上述已被证实有用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现实上，在金融危急发生之前，很多高风险项目和盲目扩张举动，不仅没有当局官员出面提醒风险，还得到了当地当局的大力支撑，地方当局也是在事后才发现题目所在，不得不进行救济。而救济又使得地方当局感到“憋屈”，对民企产生“紧张信赖危急”，于是将行政权力直接伸至民企内部，直接干预其经营。

　　现实上，像绍兴市如许对民企过度监管无异饮鸩止渴，由于当局官员在风险识别和判断上，并不比企业家、投资者和银行做得更好。地方当局以监管名义，如此直接和深入地干预民营企业，无论对于经济发展照旧风险提防，都不是可取的方法。相反，民企很可能使浙江丧失多年来所拥有的管制宽松、创业与准入自由、经营天真的制度和政策条件，而民企是浙江经济繁荣的基石。

　　换一个角度看，名为监管，事实上被一些经济学界专家嫌疑为是地方当局行使公权力抢企业，这是一种极为短视的行政举动。我国经济发展必要民企，这不仅在于民企是最具活力的企业情势，还在于一些国企事实上已经沦为一个分利集团，背离了国有企业的性子。假如一些地方当局对民企监管不当，不仅可能使民企进一步减弱，而且还会因显而易见的缘故原由造成市场化进程的倒退。（中华工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