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超越了经济发展阶段，同时，中国也面临第一次人口盈利过早消散、第二次人口盈利开发困难和养老资源不足等挑衅，如何解决中国人口“未富先老”题目，如何开发第二次人口盈利？就这些题目，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靠增加解决“未富先老”

　　问：如何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超越经济发展阶段这种“未富先老”的状态？

　　蔡昉：在曩昔的30余年中，中国在经济增加和人均收入进步方面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但是，中国的人口变化更是以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步伐推进。人口变化与人均收入进步之间的这种缺口，可以被表述为“未富先老”。

　　从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生育率开始大幅度降落，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也敏捷降低，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就开始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老龄化程度也一向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下一步，随着2015年前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制止增加，老龄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并赶超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中国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削减、老龄化水平进步的人口变化后果，关键在于保持高速增加势头。换句话说，因为人口变化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即便在生育政策调整的情形下，老龄化趋势仍将继承，已经形成的“未富先老”缺口，重要应该寄托持续的经济增加来予以缩小，并最终得到消弭。

　　应对老龄化面临诸多挑衅

　　问：中国在应对老龄化上面临什么挑衅？

　　蔡昉：在第一次人口盈利消散与第二次人口盈利的获得之间，必要避免出现一小我口盈利的真空时期。而“未富先老”的特点，的确在两次人口盈利的优秀衔接上，给中国带来特别的困难。假如通过在创造第二次人口盈利条件的同时延伸第一次人口盈利，中国就可以避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加的负面影响，保持经济增加的可持续性。

　　虽然在很多发达国家，进步法定退休年龄成为应对老龄化及其带来的养老基金不足而广泛采用的手段，但是，中国的情况有明显的不同，使得这个做法不应成为近期的选择。中国目前临近退休的劳动力群体是过渡和转轨的一代。因为历史的缘故原由，他们的人力资本天禀使得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竞争地位。一旦延伸退休年龄，高年龄组的劳动者会陷入不利的竞争地位。

　　中国的养老模式在相称大程度上仍然是以寄托家庭为主的。作为“未富先老”特点的一种体现，中国社会养老系统尚不健全，参与率和覆盖率低，在老年人重要的养老来源，即劳动收入、家庭成员供养、离退休金或者养老金三种来源中，家庭成员供养的比例很高。

　　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仍然是现收现付性子的，现收现付制是建立在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大、比重高，并且人口抚养比低的基础之上的，假如上述条件发生转变，则要求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来支持，否则这个制度就是不可持续的。响应地，假如大幅度进步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并且把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模式转到积累型模式上，就可以具备需要的制度条件，解决与储蓄率相干的将来经济增加可持续性题目。不仅如此，及早扩大小我账户积累也有利于缓解养老负担题目。

　　开发人力资本保持增加

　　问：中国应如何开发第二次人口盈利？

　　蔡昉：“未富先老”的特性，一方面，给中国经济增加转向生产率进步驱动型模式提出了特别的挑衅，另一方面，也留给中国肯定的余地，可以行使现存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保持经济增加。而无论是应对前一挑衅照旧捉住后一机会，都要求创造相干的制度条件，以开发第二次人口盈利。

　　因为劳动力供应中现实上是包含着人力资本因素的。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固然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安排，扩大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从而保持劳动力供应的充裕，但是，假如没有劳动者素质的显明进步，这小我口盈利则难以现实兑现。在深化教育的前提下，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并非要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负面影响。相反，人口结构转变还创造了一些新的条件有利于扩大和深化教育，这可以被看作是从人力资本方面创造经济增加新源泉的第二次人口盈利。（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