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江水暖鸭先知”，反之亦然。当经济的寒冬来临之际，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状态，会构成为最重要的经济预期。老路子已然不通，在自身艰难转型的同时，企业家群体还要把“突围期（周其仁语）”的创新重任责无旁贷地担当起来。然而，没有这样一个让人切实感受到的“捍卫企业家精神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的制度环境”，我们难道还能期盼其它更好的结果吗？
在提笔之际，不知道怎么的，就在脑海里冒出这么一部“八竿子打不着的”影视剧名字来……国内经济低迷，增长下行的压力越来越大；中美贸易休战协议从“一揽子”到“分阶段”，但始终“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加之香港风云突变，乱局绵延难以扭转，“搅得周天寒彻”。但所有这一切，恐怕都不算是天要塌下来的事情。只要企业家和企业家的精神还在，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就在，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日前无意翻寻到张维迎先生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所作的一篇演讲 ，公号小编定题为“深入研究企业家群体35年，我才敢说真正明白”一文的，深受教益和启发。于是写上几句读后感，以此向作者和转发人致敬。张先生讲的，是他30多年来关于企业家话题的研究历程，梳理了其中的三个阶段和主要结论。不是近日来闹得沸沸扬扬的学术造假和学术不端风波，人家的成果可不是吃干饭的，真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但很好地揭示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崛起的一大奥秘，还昭示了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现实之路。他以“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冒险精神是企业家基本素质”等惊世骇俗的观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力促将“企业家”从一个负面词汇，转变成为一个正面词汇。他创立了“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把独特的解析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因何而生、因何而强的钥匙。他还集成创新出了一个“斯密·熊彼特经济增长模型”，试图在更宏观的背景下揭示出经济发展的根本源动力，是来自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尽管对他的中国企业家形成的两条道路观点（“官僚经理的企业家化”+“乡镇企业家”）、“三代企业家”等概念的确切性，心中多少尚存疑虑。但这些完全不足以影响其就企业家领域研究的系统性、思想性和方向性。当讲到他的身份——“经济学家”的“责任是什么？”时，他的回答引人深思：“捍卫企业家精神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的制度环境！”是的，如果接受张先生的观念体系，我们很容易就会联想到，当下经济生活中的困境，显然与企业家精神的萎靡低落相联系。这其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高度关注：一是张先生所提炼的企业家转型问题：如何由一个“从纠正市场不均衡和发现别人的错误中获利的”“套利”型企业家，转变为一个“从创造新的技术和产品”中获利的“创新”型企业家。就整体而言，与中国尚处于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相比，我认同“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套利企业家来推动的”。而在初级市场经济向成熟市场经济升级的当下，这显然需要企业家的相应转型来加以配合。对那些就自身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缺乏足够认知和行动的传统“企业家”来说，这是一道实实在在的“坎”。爬坡过坎的艰难和不可避免的淘汰，是当今企业家陷入“集体焦虑”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就是张文结尾时貌似点给经济学家的那句话：“捍卫企业家精神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的制度环境”。究其实，这个“经济学家的责任”，显然是“勉为其难”的。论证制度的合理或弊端，提出制度变革的设想，这可以说是经济学家的责任。但能否从善如流，择优决策，乃至通过法制和政策将其固定下来，并借助公信力和强制力付诸实施，从而形成有效的治理格局或谓张文说到的“制度环境”，那可绝对是政府机关和公务人员的责任。
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在城市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系，在农村实行“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根本就无所谓什么企业家或企业家精神。只有在实行了市场经济，并大幅度地推行“国退民进”的经济重整以后，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才有了萌生和成长的土壤和空间，也才会出现“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生动活泼局面。在此过程中，毫无疑问出现了诸多乱象，包括平面扩张、粗放增长，破坏资源、牺牲环境，坑蒙拐骗、唯利是图，如此等等。对此乱象，有两种方法和道路可供选择：一种是推进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产权明晰、信用完善、法治健全，将传统的“套利”市场经济，升级到现代的“创新”市场经济。还有一种，就是强化政府干预，扩张国有经济，并在事实上造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资源获取、市场竞争等多方面的不平等。 “春江水暖鸭先知”，反之亦然。当经济的寒冬来临之际，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状态，会构成为最重要的经济预期。老路子已然不通，在自身艰难转型的同时，企业家群体还要把“突围期（周其仁语）”的创新重任责无旁贷地担当起来。然而，没有这样一个让人切实感受到的“捍卫企业家精神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的制度环境”，我们难道还能期盼其它更好的结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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