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的物价突涨，看似来得很忽然，现实上是发展模式多年累积后，诸种内外因素集中爆发的规律性效果

　　涨！虽然2010年还没有结束，但早已有好事者将其选为今年的年度汉字。

　　从10月份CPI“冲4”，到11月份CPI“破5”，一次次数据的宣布，就“犹如一颗颗重磅炸弹引爆，市场十分震撼”。

　　除了百姓感受最深的食品外，汽油柴油、有色金属、煤炭、棉花、钾肥、快递，等等，也是“涨声一片”。

　　遭受煎熬的不仅是通俗百姓，通胀压力的上升转变也对国家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要求。

　　如何在控制通胀预期和保持经济增加之间取得令人写意的平衡，并不容易回答——世界经济面临二次探底的风险、中国经济仍未进入新的增加通道、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各经济部门冷热极度不均一个个纷繁复杂又相互交织的难题，宏观调控，可谓“多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

　　在接受《瞭望》消息周刊采访的专家们看来，引发此次物价突涨的缘故原由许多，既有全球性因素，又与我国长期以来的增加模式和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货币超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放眼将来，在多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通胀或将成为一种长期压力，对此，宏观的对策在于，变化发展体例、调整经济结构，减弱通胀威胁。

　　金融危急+美元霸权

　　通胀是一种货币征象，而且不仅来源于中国的货币。此前，对于10月份CPI的飙升，国家统计局消息谈话人盛来运就直言“美国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已成为国内物价上涨的新推手。”

　　金融危急后，美联储延续两次采取量化宽松政策。11月推出6000亿美元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此前截至2010年3月第一轮量化宽松结束，美联储购买了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撑证券、3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1750亿美元的机构证券，累计1.725万亿美元左右。两者合计，给全球市场释放了2.3万亿美元流动性。

　　上述措施阻止了美国经济“如自由落体般崩溃”，却导致大量资金涌入大宗产品市场，加上新兴经济体率先复苏所引发需求预期，大宗产品价格大幅上涨。据美银—美林证券的估计，在美联储推出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后，包括原油、铜以及贵金属等商品价格上涨了约15%。

　　此时，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未能成功启动发达经济体内部的投资和消耗，反而导致本币贬值，过剩资本通过各种渠道加速流入新兴经济体，引发资产泡沫，刺激这些地区的通胀率先回升。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作为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国和潜在汇率升值国，热钱涌入和输入型通胀的压力尤为显明。

　　于是，与上次全球性通胀不同，此次“东边日出西边雨”：一边是以美欧日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失业率高居不下，持续面临“通缩”风险；另一边则是新兴市场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愈演愈烈，通胀敏捷抬头。

　　不过，在国家信息中间经济展望部的张茉楠眼中，这只是题目的外观。

　　“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之所以会成为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泄洪区’，根本缘故原由在于，美国是全球货币政策的现实制订者，美元霸权的全新模式在驱动全球经济，中国也被完全纳入到美元的全球循环之中，而危急中的美国恰恰在行使美元的霸权地位来转嫁危急。”

　　她向本刊记者阐述道，一方面，美元不再有黄金贮备的约束，其支柱假造化为美国提供的债券和金融资产，为美国大规模对外提供流动性打开了大门，造成了全球空前持续性的流动性膨胀。

　　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地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被赓续地纳入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分工系统和生产链条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日益成为全球生产制造基地和各类制制品出口基地。此时，凭借在全球金融系统中的主导地位，美国在用最低的成本支配和使用全球资源的同时，也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纳入到美元的环流之中。

　　“当今的货币制度赋予了美联储以全球中间银行的权利，却没有任何有用的责任制度束缚。”张茉楠谈到，美国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已经导致全球体系性风险，环流当中的其他国家只能被迫承担通胀的煎熬。

　　2010年，中国前所未有地感受到美元霸权的掠夺力量。

　　货币超发+经济“泡沫化”

　　采访中，多位专家一向强调，此次物价突涨，除了国际通胀的输入和全球资本的流入，中国自身快速增加的广义货币供给量M2也是紧张的推手。

　　“中间当局4万亿的紧急救助计划以及与之配套的相称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大地增长了流通中的货币量。这些货币即使完全进入实体经济也不会一会儿悉数用掉，人们会为临时闲置的资金探求用途，这些货币会进入假造经济、流通领域、房地产市场，会团体地推高物价。”在有关专家看来，这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学逻辑。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流动性也不是临时累积的。”因此，假如仅将中国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怪罪于应对金融危急爆发的措施，仍有不足，这里有中国发展模式的必然性在。

　　“这是一个常年货币超发的累积结果，不是某一个时点货币发多了，也不全是反危急这两年货币信贷膨胀的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评价中间主任刘煜辉如此透露表现。

　　统计数据表现，自2002年以来中国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年均增加率保持着23%的水平，截至今年9月尾，M2的供给总量达到了69.64万亿元，远超过美国的8.8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而GDP只有美国的1/3。

　　在西方经济学界，一样平常采用货币供给量和GDP的比值来衡量货币是否超发。目前来看，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货币供给量和GDP的比值在1以下，而新兴市场国家则相对较高，货币供给量一样平常为GDP的1～1.5倍，超过2倍的很少。但到2010年9月尾，中国的GDP总量为26.866万亿元，广义货币供给量M2是GDP的2.6倍。以此指标来衡量的话，中国的货币已经属于绝对超发。

　　那么，中国货币超发为何持续多年呢？在专家们看来，这里面首先是存在一个“货币被动超发”的题目。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加对重工业的依靠性很高，我国目前的投资率超过40%，远高于其他国家水平。”张茉楠透露表现，大量投资的效果就是产能过剩，而过剩的产能只能由国外需求所吸纳，这就成就了“外贸依靠”。

　　如此一来，重大的贸易顺差加上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以及无孔不入的“热钱”，一路汇成进入中国的外汇洪流。在人民币稳固汇率目标的硬束缚下，央行不得不动用基础货币大笔购汇，一方面形成巨量国家外汇贮备，另一方面就对内转成越来越多的广义货币存量。

　　“从数据上看，自2003年开始，中国每年市场被注入的净头寸都是大剂量的。尽管这段时期中国央行很忙，但依然无法对冲掉外来之水。我们知道，这个注水泵叫‘外汇占款’。”刘煜辉说。

　　根据不久前宣布的数据，10月份，中国金融机构新增外汇占款高达5190.47亿元，创30个月来新高，环比大增79.27％。

　　对此，张茉楠直言，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重已经达50%以上，成为影响我国基础货币供给最重要的因素，货币超发的外生性风险急剧放大。

　　不过，从更深条理分析，中国式的“货币超发”是由多年来经济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猛，不仅原有的经济领域体量敏捷增大，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原有体系体例约束的放松，赓续涌现出新的经济增加点和新的市场领域，而这些都必要大量的货币发行作为支持。

　　“这就如同种地，不仅是把原来农田的单产进步了，而且还拓荒出了很多新农田，这些新农田必然必要有充足的水来灌溉，否则就不会有任何的收成。”一位专家形象地说。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依照西方经济理论所计算出的所谓“货币超发”，并不能完全诠释中国经济的现实状态。对中国而言，肯定程度的“货币超发”现实上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这也就诠释了为何此种举动虽持续了多年，却并没有必然地引发通胀。

　　那为何偏偏在此刻通胀压力却急剧加大了呢？

　　答案还需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上来探求。张茉楠分析认为，30多年来中国长期持续的高增加重要得益于“要素盈利、市场化改革盈利和全球化盈利”的伟大贡献。

　　但是近年来，因为盈利的削减，劳动力、地皮、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以及过剩产能之间的激烈竞争，使得制造业行业利润率越来越低，不仅靠实业起家的浩繁民营企业纷纷“逃离”实体经济，一些大型国企也“不甘寂寞”，当这些资产领域产生的预期利润率大大超过或者成倍超过制造业的利润率时，它就会导致制造业的空心化，从而引起大量资金“出逃”制造业。

　　“这意味着，作为经济植被的制造业和民间实体投资越来越贫瘠，整个经济的蓄水能力下滑，一碰到洪涝灾难，水就没地方去，一旦再挤压房地产，即使一点点的水，也会引发物价的泥石流。”

　　她强调，“原本，假如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能够顺利实现，经济就会重现健康高速增加的情形，过剩的流动性也会找到新的‘归宿’。但眼下，产业升级的过程并不顺利，超发的货币要么继承吹大泡沫，要么充当谋利资金，效果都会加大通胀的压力。”

　　刘易斯拐点+要素价格回补

　　即便没有货币超发，中国依然有持续通胀的可能。

　　“当前的通胀压力在肯定意义上是对长期以来失衡要素价格的一种回补。”张茉楠透露表现，从全球范围看，发展中国家因为工业基础相对落后，只能重要以原材料和初级加工产品与发达国家的深加工产品交换，而因为国际竞争激烈以及现有国际价格系统的题目，发展中国家产品被迫接受较低的价格，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要想生存，只能寄盼望于较低的生产要素价格，而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

　　“这些生产要素包括成本较低的劳动力、低估的人民币及各种资源类生产要素。”她透露表现，这些价格被低估的生产要素成为近几年中国投资、出口快速增加的重要缘故原由之一。

　　然而，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比较流行的说法是，随着中国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接近尾声，曾经的人口高盈利时代或将面临闭幕。在此情况下，中国经济将面临经济学界所说的“刘易斯拐点”：即多数发展中国家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其凸起的特性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廉价的劳动力供应，工资增加缓慢；这个过程将一向持续到劳动力从无穷供应变为短缺，此时工业若要继承吸纳劳动力，就必须进步工资水平，从而推动社会总体通胀水平的进步。

　　从目前来看，国内城镇化水平已经接近50%，新增劳动力的削减正使得劳动力价格弹性增大。现实上，近年来工资上升加快正在一波接一波的“民工荒”浪潮当中展现出来，再加上当局对能源、资源价格机制理顺的要求以及节能环保成本的进步，都会对物价上升形成额外的推动力，并最终变化为真实的通胀感受。

　　“2003年以来，中国物价上涨的一大动力来自食品价格。”刘煜辉谈到，一样平常人很容易把农产品涨价与短期供求联系在一路，比如天气和天然灾难。

　　“但最近十年来中国大多数农作物的价格都能画出很显明的趋势线，而短期因素是无法画出趋势线的。”因此他认为，中国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关键是存在趋势性因素——人工，“这就不难理解耗费劳动力大的农产品价格涨幅大，如棉花、蔬菜的价格涨幅宏大于谷物的价格涨幅。”

　　不过在他看来，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后，好像不仅仅是因为渐行渐近的“刘易斯拐点”，更直接的缘故原由，是近年来资产价格的大幅进步。

　　“当刘易斯拐点迫近之时，当代工业部门已经不能再用‘不变工资制’来吸取‘无穷供应’的劳动力。而常年的货币超发所致的经济泡沫，使得这统统来得更加急促。原本中国的劳动力盈利的释放或可以更均匀、更持续一些，甚至我们广袤的国土和区域差异可以使得这一过程有充足的纵深，但当下内地的地皮等要素成本也在同时快速地上涨。”他说到，“我们不得不回望货币泡沫，某种程度确是泡沫吞噬了中国的要素盈利。”

　　调结构+降速度

　　随着CPI赓续创出年内新高，通胀预期被推至“风口浪尖”。为了稳固物价，保障群众日常生活，从11月中旬开始，国家密集出台措施平抑物价，周全向通胀压力“开战”。

　　先是“国16条”出台，后是六个国务院督查组，赴18个省区市督促检查工作，同时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粮食局等部门也加大了粮、糖、油贮备投放。

　　显然，行政手段只是一时措施，因此，为了应对流动性过剩，经济手段也有了新的动作。于是，存款预备金率上调和加息接踵而至，货币政策正式从“适度宽松”转向“妥当”。

　　然而，管理通胀预期，仍然必要战略性部署。

　　“对付经济周期性的小型通货膨胀或可以用货币政策搞定，而对于中国这种由经济结构发生质变而导致的通货膨胀不能单单从货币政策上做文章。”张茉楠认为，因为货币政策某种程度上失去自力性，中国想以量化紧缩对抗美国量化宽松结果未必尽如人意。

　　“我国的流动性过剩题目根基深、治理难度大。从目前对流动性成因和传导机制的分析，流动性尚无‘拐点’。短期内，央行可继承通过预备金率、央行票据、资本管控等手段遏制贷款扩张，抵御热钱，但是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和结果越来越不尽如人意。”她说。

　　更紧张的一点在于，此次通胀压力加大的成因，不仅仅只源于过剩的流动性，更与我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增加模式和当前的发展阶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例如，当前要素价格上涨以及劳动力成本上涨都是中国经济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必经阶段。因此可以预见，中国在往后相称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将面临价格上行的压力，并且这种价格上行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也恰恰是国家上调明年通胀预期指标的根本缘故原由所在。

　　针对这一状态，有专家透露表现，要缓解劳动力成本上升给通胀预期造成的压力，就必须要对现有的财富分配制度进行改革，让社会财富更多地向进步劳动者收入方向倾斜，如许既可以增长劳动者的收入，进步其应对通胀的能力，又可以在知足劳动力成本提拔这一客观要求的同时，不至于推高将来通胀预期。

　　举例而言，企业的业务收入大体由利润、税收和成本三部分构成，而这也每每决定了商品的价格。因此假如成本上升，企业一样平常都必要通过进步价格来保持肯定的利润，从而也就增长了社会通胀压力。所以，在成本上升的同时，能够削减部分税收的话，企业就不必进步价格，社会的通胀压力也天然得到缓解。

　　不过在张茉楠看来，从更长远的角度分析，将来中国要有用控制通胀，就必须重新审视将来宏观经济政策的立场，脱节治理成本日益加大的对冲操作模式。要以解决内部失衡为重要着力点，化解引发中国通胀的结构性矛盾。

　　“管理通胀预期要实现由‘需求管理’向‘供应管理’变化。关键是要进行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通过技术创新来进步劳动生产率，进步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劳动价值，从而在真正意义上进步劳动者收入，让劳动者收入的进步跑赢通货膨胀，这才是正道。”她谈到，其实西方国家在处理上个世纪的滞胀时也是通过采用“供应学派”的方法，鼓励企业更新设备进步劳动生产率，才得以成功，而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当前的中国。

　　“虽然结构调整每每意味着经济自动地有用减速，但对于将来中国的发展而言，必须要忍受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刘煜辉最后透露表现，“如今的发展速度是违反经济内生规律硬推上去的，若施以重手挤破泡沫，许多棘手的题目会马上化身为幽灵从盖子下冒出来，在没有把握处理的情况下，只能捂住，但谁又能保证更长的时间内，这些幽灵不会进一步演变成更加难以对付的魔鬼呢？”（记者尚前名）（瞭望消息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