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之后，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向“左”还是向“右”的问题，而是如何在越来越崎岖的道路，或者是跑道上车行越来越密集的时候如何保持自己的速度，并争取领先的问题。

跟前30年高速发展相比，如今银根紧缩，各项宏观调控政策“组合拳”频频打出，潜在和隐现的各种危机其实已把经济逼入一个弯道。

毋庸置疑，前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尤其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近１０％的增长率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业。为此，甚至有人预测：设若中国一直以这样的速度发展，到2020年，中国将可能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这样的预测在中国却少有人呼应。因为人们深知，前30年的高速是建立在比较低的起点上的。换句话说，比别人晚了一、二百年之后的起跑，虽速犹不及。

回顾前30年的高速发展，的确有一些特殊原因。一是改革开放之前，长达30年的计划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商品短缺，短缺经济时期为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带来了“给点阳光就灿烂”的晴好日子；二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为中国欣欣向荣的民营经济带来了生存空间，也为打开国门引进外资带来了巨大的吸引力；三是广大的农村人口，以及农民工进城，以成本优势造就了“中国制造”，推动了中国的外贸经济；四是房地产商品化改革以及城市化建设带来的投资驱动带热了中国经济。

天下没有永盛不衰的传奇。对比邻国日本，人们会发现当前的中国奇迹与当年的日本奇迹甚为相似。为此，人们担心中国是否会重蹈日本覆辙？

日本奇迹与中国奇迹都基于相同的发展模式，即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生产加工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模式事实上是日本模式的延续和集大成者。但是日本继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高速增长后已经经历了两个“失落的十年”，那么中国经济在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之后是否也会走向失落和停滞呢？

事实上中国已经面临这个问题，中国经济增长前三十年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城市，由于劳动力成本的提升，竞争的加剧，利润空间的下降，許多企业已经将生产线转移至中国的中西部城市，其中也包括跨国公司。中国经济增长由东南向中西部的转移，一方面推动了中国中西部经济的发展，预示中国经济不会马上陷入失落和停滞，中国经济增长仍将持续至少10年时间。

但是另一方面，随着产业从东南向中西部转移，中国东南沿海发达城市将面临产业空心化和就业压力，经济增长将趋于失落和减速，许多企业将面临要么加快产业升级，从低端向高端发展，要么破产关门，要么跟随向中西部或海外转移。最后中国经济增长从东南向中西部的转移也预示一旦中国中西部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由于成本的提升和利润空间的下降，以及中国东南沿海城市产业升级跟不上，那么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失落和停滞。

应该说，中国产业由东南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也是在人们预料之中的。令人措手不及的应该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幻莫测，并由此对中国带来人民币升值压力骤升等诸多影响；而2009年的4万亿之后，通胀压力下空前严厉的宏观调控更是让那些原本开足马力，高速行驶的民营企业来了个淬不及防。

于是就有了“温跑跑”；就有了一批房地产企业的倒闭和破产；有了中国小微企业的艰难度日。

毫无疑问，最先感受到拐点时刻来临的是房地产业。

A、楼市拐点，预示暴利时代结束、经济增长模式之变

事实上，关于楼市拐点的说法已经喧嚣多时。早在2008年就有万科的王石提出“拐点论”，并带头降价。只是2009年那一拨4万亿的救市之举使得房地产市场反弹。

也许，正是因为那一轮楼市的反弹，酿下了今日房地产市场被严厉打击的后果？

一边是库存量同比急剧飙升，一边是信贷未放松，信托贷款到期，企业进入偿债高峰期。房地产企业的资金状况正进一步恶化，众多高库存企业噩梦连连。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曾对媒体表示，据测算，2012年开发商因房屋库存需要支付的资金成本约为3450亿元，而2011年房地产全行业赢利也不过5000亿元左右。如果2012年销售额再下降，则房地产行业整体上将接近盈亏平衡的边缘。

在此背景下，2012年全国房地产市场1-2月份成交量同比跌幅创历史新高。新房销售受阻，库存大涨，已经出让的土地频频延迟开工，这些正成为房企面对的现实。显然，随着调控的持续，房企融资环境还将继续从紧，资金问题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房地产市场的寒冬现象的确让人不寒而栗。但为何独独是房地产首先成为宏观调控的众失之的？

毋庸讳言，这一是以往的房地产暴利导向加剧了产业空心化进程；二是因为高房价突显了民生问题。无论是出于引导企业回归实业，还是出于民生问题的解决，政府都要让房价降下来。而历次宏观调控之后，房地产市场越调越高的结果导致政府痛下决心，不仅仅从经济层面，而且从政治层面来治理高房价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温家宝表示，认真落实房价调控政策，中央将对地方政府实行问责制。

对房地产的调控，从支柱产业转到一个重要的基础产业，也即非支柱产业；从市场手段到限贷、限购及地方问责等行政手段。其产生的影响，绝非房地产一个行业。

这预示着中国经济增长，将从投资拉动型转向消费拉动型；企业发展，也将从投机型转向投资型导向；中国社会发展，将从发展是硬道理转向和谐发展与科学发展。

当此之时，任何埋怨与抵触都是无用的。弯道竞争，不进则退。

有句话说，“不是路已到了尽头，而是已到了转变的时候了。”又有句话说，“当你为了一个目标而勇往直前的时候，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弯道超越的要义，就是危中求机，进而化危为机，实现跨越式发展。

险境面前，逼迫我们的企业临危应变。于是，人们看到，房地产成交市场在经历了悬崖式下跌之后迎来了回暖。

2012年3月份，杭州主城区共成交4319套房源；一季度，杭州主城区共成交6395套房源。如此，无论是3月份还是一季度的成交量，均创下了历年同期的第二高，仅次于2009年同期。几乎完全复制了2009年一季度的成交走势，但与2009年同期显著不同的是，2009年一季度成交攀升，既有降价的因素，而更根本的推手则是“救市”。而2012年一季度的成交回暖，则没有任何政策利好配合，完全是降价驱动，是“下跌式回暖”。

在这一轮降价潮中，杭州的滨江房产大概算是最瞩目的。

从2011年开始，杭州已有近1年时间鲜见“日光”盘，直到滨江·曙光之城开盘：从3月15日~20日，短短一周内，该楼盘密集开盘3次，共推出880多套房源，三次“日光”。有业内人士为滨江算了一笔账，以曙光之城目前的售价来估算，如果它的投入不降低，在这个项目上滨江可能要亏损数亿元。

戚金兴却说：“市场调整时，关键是生存。”他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一棵苹果树上，将小一点的果子摘点，给大果子更大的生长空间，到最后会收获同样的产量。”

戚金兴是睿智的。所谓企业家，最大的能力是审时度势。暴利时代，你或许可以幸运地捡到馅饼；微利时代，或者是危机时刻，就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勇气，懂得有所舍弃才能保全大局。

弯道行驶，各有各的道道，但总的来说，弯道上一定要注意控制速度和节奏；要注意辨别来往车辆和前面的道路。所谓万事谋在先，谋定而后动。楼市拐点，预示着暴利时代结束；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之变。作为企业，若要谋求弯道超越，必须牢牢把握科学发展观这个方向盘和指路灯，要强化超越意识，提升对经济的驾驭能力，保证既不“撞车”违规操作，又不“刹车”等待观望，更不“误车”坐失良机。

B、温州试点，预示垄断将破,金融时代开启

所谓危机，大概是说危难中总蕴含着机会。

就在频频传出温州老板跑路和企业破产消息的时候，温家宝总理几次到温州巡访，并反复指示：要引导和规范民间金融。

民间金融的问题再也无法回避，就算吴英被执行死刑，恐怕也无法阻挡民间借贷事件“前赴后继”地发生。事实上，目前的民间金融风险正是以往漠视民间金融的直接后果。

毋庸讳言，民营经济，尤其是江浙等地民营企业的成长史上，民间借贷功不可没。当然，民间借贷是双刃剑，当民间借贷失去度量，失去理性的时候，它会成为摧毁众多中小企业的“刀款”。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目标有二，一是民间金融阳光化，使实体经济与民间资金对接，二是民间金融规范化，摆脱目前四处泛滥、监管乏力甚至根本无人监管的现状，阳光与规范，两者并行不悖，就像盾与矛不可或缺。

此次试验的亮点在于，久藏地下的民间金融有了出头之日，建立多层次民间金融体系有了试验的场所。如建立民间融资备案制度，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未来的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技术文化产权交易，发展各类债权市场，小微金融机构与小微企业有了对接的可能性。

虽然此次试验并未涉及更深的制度层面的变革，有纲要而无细则，有改革之意而无具体举措；虽然众人翘首盼望的利率市场化雷声未起，没有涉及小微金融机构的融资与控股权等关键激励机制的改革。但毕竟是往前走了一步。“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等条文着实令人眼睛一亮。

温州试验是风向标，试验的成功将为中国民间金融的阳光化、规范化树立标竿，进而解决中国资金效率低下、草根市场艰难的现状。当然，温州实验还有一点极其重要的符号意义，那就是意味着中国将打破金融垄断。

4月1号到3号，温家宝总理在广西、福建等地就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调研时首次直指银行垄断。他说，“关于融资成本，其实我这里坦率地讲，我们银行获得利润太容易了。为什么呢？就是少数几家大银行处于垄断地位，只能到它那儿贷款才贷得来，别的地方很困难。现在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根本来讲，还是要打破垄断。中央已经统一了这个思想，在温州进行试点。温州的试点，有些成功的，要在全国推广，有些立即可以在全国进行。”

温总理在我国经济社会追求稳中求进的关键时刻下狠心打破银行垄断可谓意义深远。一方面我国打破银行垄断可以让银行无限制向虚拟经济提供现金支持的高烧进一步退去，遏制此起彼伏的投机炒作连续剧，稳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局面，避免国家和人民的财富进一步被少数人轻松套取。另一方面我国打破银行垄断可以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富裕出来的民间资本升级为民间银行，和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优化组合，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充分发挥草根金融的作用。

诚然，打破金融垄断可谓意义深远。这一是可以逼迫银行从热衷投向虚拟行业，坐收利息差变为主动出击服务实体经济；二是给民间资金一条出路，充分发挥草根金融的作用，并以此更好地推动实体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民间资金或说草根金融不是万能的。事实上，以往温州金融生态恶化并非金融机构太少，而是小贷公司被制度卡住了脖子；民间高利贷失控则源于信用根本无法正确定价，多过米铺的银行营业网点，没有真正与当地实体经济接轨。

温州试点的意义，在于切实服务于当地的实体经济，而非好高骛远推出无数的金融衍生交易与杠杆交易。在2011年“温跑跑”们令“温州模式”蒙上阴影之后，希望这次全国第一的“温州试点”能够为草根金融正名，希望温州的金融创新在本土化、在服务实体经济、在信用定价上有踏实的进展。总而言之，一句话：所有的金融工具或者金融手段都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

正如美国前财长鲍尔森所说，如果说美联储是以低息的方式、大量发行货币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永远也解决不好。因为只要是大量的发行货币，就一定会造成虚拟金融的膨胀，然后一定会造成金融衍生品的泛滥，这时候你的监管是肯定跟不上的。所以除了监管之外，最重要的是抑制央行的货币泡沫，把货币的发行跟利率维持在跟实体经济相匹配的水平上。这样的话，顶尖的人才才不会源源不断的流向华尔街，这个经济才不会被虚拟经济的泡沫给淹没。

2012年4月伊始，正在海南博鳌采访的经济之声记者采访了美国前财长鲍尔森，鲍尔森谈了美国经济复苏中中国的作用，以及对当下中国改革的一些意见。在这个讲话中鲍尔森也给中国转型改革提了一点自己的建议。他说，中国需要用这段时间来重构经济上平衡，过度依赖出口要改善，需要促进消费。他还提到中国民营企业一定要发挥重要的作用，要打破国企的垄断，民进国退让市场发挥主要的作用。他同时提到中国国企这两年从亏损到盈利，在经济贡献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长期来看，还是说要让市场说的算。

笔者注意到，即便是鲍尔森，也没有简单地否定中国的国企发展。国有垄断必须打破，但在涉及国家安全等领域，国有经济占主导将是中国国力的一种保障。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打破金融垄断的过程也必须防止一种现象，即借机故意贱卖国家资产，故意以打破垄断的形式贱卖国有企业。经过30多年的市场改革，今天的国有企业已不是简单的“机关化”的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竞争中，许多国有企业也吸收了民营企业的一些机制，有的通过股份制改造变成了国有控股或者国有参股的公众公司。许多国有企业主动与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与合作中已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界。

之所以花笔墨阐述国有企业的意义，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已不再是简单的国有经济一统天下，或者国退民进的初级时期。国有、民营与外资并存，混合型、多元化股权结构必将是大势所趋。

民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发展需要草根金融的贴身服务；而草根金融的升级与发展也需要借鉴或者需求与国有金融机构的经验或合作。温州试点，只是开了一小扇门，打开这扇门之后，汹涌而至的将是草根金融所托起的实体经济大潮还是野蛮资金所掀起的又一拨虚拟大浪？这是需要警醒的。

但无论如何，温州金融改革实验区的试行，意味着以浙商为代表的中国商帮，在实现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的积累后，进而转向了金融领域。这也意味着未来30年中国市场经济的竞争，更多层面来说是金融领域的竞争。

C、兼并潮涌，预示草创时代结束，企业帝国的崛起

曾经多次设问：再过30年，还有哪些浙商企业笑傲于江湖？

有朋友很干脆地回答：首先是上市公司，而且是上市公司中全国行业老大或者世界行业前三者。

这样的答复未免过于主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相对来讲，上市公司比非上市公司更具竞争力；或者说上市公司比非上市公司拥有更多的优势。

10多年前的浙江，发端于家族企业的浙商，往往为了股权不被稀释而宁愿不上市；10年后的今天却千方百计涌向上市通道。有数字显示，2000年，浙江AB股上市公司总数在全国排名还仅12位；2011年，浙江省境内上市公司数量增至220家，居全国第二位。截止2012年4月1浙江共计拥有境内外上市公司259家。

为什么上市成为众多企业的愿景？这不仅仅因为上市可以圈钱，更因为上市是企业做大做强的最佳途径。草根出生的浙商们充分领略了资本市场的魅力——通过资本市场，不仅可以扩充实力做强主业；兼并重组等手段还有助于企业纵横南北，驰骋各界。

有榜单为例。在2011年8月25日发布的“201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共有144家民营企业入围。这是浙江民企数连续13年居榜首。而在“2011中国企业500强”的排行榜中，44家浙企入围，占8.8%。可以肯定的是，榜单中的这些企业无一例外利用了资本手段，正是通过资本市场的腾挪，使这些企业成为跨区域、跨行业的企业集团。

透过中国企业500强名单，我们看到：吉利、万向、娃哈哈、、雅戈尔、奥克斯、正泰、传化等民营企业挤入中国500强。与此同时，浙江物产集团、杭钢集团、浙江能源集团、浙江国贸集团、浙江中烟、浙江商业集团等省属国有企业几乎无一例外挤入了中国500强。分析这两类企业，不难发现：吉利、万向、正泰、传化等皆借助于资本市场实现了企业升级和跨行业发展；而浙江物产、杭钢集团、浙江能源、浙江国贸等国有企业也充分利用了资本市场以及兼并重组的手段。

做实业是做加法的话，资本市场做的是乘法。浙江民营企业抓住了抄底资本市场的最佳10年，迅速构建了“万向系”、“横店系”、“复星系”、“银泰系”、“新湖系”、“华立系”、“精功系”等集团军，大大增强了民营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然而，当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向中速增时期切换的关键时刻，即便是一些前期积累了较强实力的大企业也面临的生死大考。例如2011年挤入中国500强企业的绿城房产，在楼市调控的当口也面临着生死关；又如之前一度光鲜的光伏产业，也面临波涛汹涌的洗牌大潮。

一位江苏光伏企业高管对媒体记者表示，“如今，光伏行业外部遭遇美国双反，内部同行却掀起亏本的价格战，在内忧外患中，今年将会有大批企业倒闭破产。”无疑，这一拨行业整合大潮将席卷包括尚德电力、晶澳太阳能、晶科能源、比亚迪等行业巨头在内的企业。

2010年曾经有人预测，楼市调控持续2年以上，30%的地产企业将面临倒闭。如今，调控已超过2年，究竟有多少房企倒闭、关门尚无准确的数字，但行业的大整合、大洗牌是必然的。

浙江广大中小企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企业也面临着大浪淘沙的紧急时刻。2011年5月20日，浙江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丁敏哲在2011陆家嘴金融论坛上称，在调控之下，浙江中小企业日子比2008年的日子更难过。有关媒体披露，温州大约36万家中小企业，其中30%处于半停工或停工状态。甚至一时之间，受融资成本、劳动力成本以及国外经济形势的影响，关于江浙民营企业倒闭潮的消息层出不穷，成为了各大报纸、各大网站等新闻媒体的头版头条。

在经历了这一轮由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低谷和国内宏观调控风险之后，中国的企业家更多地学会了用国际化视野观察市场；用全球化思维决策未来。

事实也如此，在经过30年野蛮生长之后，中国企业渐渐进入规则化、现代化时期。这也意味着，过去那种单打独斗，或者前店后厂作坊式的创业时期结束了。代之以大平台、大资金、大创意、大合作的时代悄然来临。

大浪淘沙，大浪过后始见金。

人们深信：中国的企业群落将从此迈入一个新的时期。

（摘自浙江古籍出版社《中国龙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