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中，原本还要选上几对浙商父子作为“浙商1。5代”的传承案例。

行笔间，思路总被一些突然发生的事情打乱——雪灾、地震、浙商自杀、三鹿奶粉事件……。

虽然，这一系列的悲情消息仍不能遮掩2008年的光彩——改革开放30周年；北京奥运成功举办；“嫦娥”奔月、“神七”飞天……这一连串的关键词，变幻出一幅幅生动的画面，令人激情荡漾。

风云变幻的2008年，悲喜交加的2008年，时代更迭的2008年。

站在浙商的角度看世界，首先受牵动的是浙商的命运。有消息说，2008年以来（截止8月底）已有21位浙商企业家自杀。消息的真伪未及辨别，心情却已然受到影响。

传闻中，以下的消息得到了媒体的确认——2008年7月，浙江云光泵阀制造公司老板朱吉光服毒自尽；2008年8月12日，浙江一新制药股份公司董事长郑亚津自缢身亡。

浙商是中国经济领域里让人引以为豪的一支生力军，总是能够从中国经济各种磨难中顽强生存下来。没想到的是，一个月之内，相继出现了两位自杀的浙商。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思考：风云浙商们怎么了？他们遇到的是什么样的困境？

“浙商1。0代”，草莽英雄时代的终结

思绪闪回到4年前。

4年前，笔者在上海参加完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的丧礼，突然感慨浙商在宏观调控的经济形势下走上变局之年，于是在一个多月间赶写《浙商之变》一书。书中所述：浙商面临的“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皆一一发生变化。时至今日，才深刻地体会到：当年料想的变化，宏观调控及世界风云变化的影响是滞后的，2008年才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真正发生转折变化的分水岭。

8月，随着浙江省政府官员出来辟谣，“浙江省20%的中小企业出现亏损倒闭”的说法被澄清。但浙江许多中小企业举步唯艰的现状并没有改变。改革开放30年，在前期的发展中，浙江省以模仿、复制式发展所向披靡。然而在高速发展多年后，这一“先发优势”正隐约出现拐点。

浙江省经贸部门的一份工业经济分析报告曾经显示：1—5月，浙江规模以上企业亏损的有1.07万家，亏损面达19.6%。对此，浙江省有关领导表示：数万家企业倒闭不属实，实际情况没有那么严重。但同时，浙江民营中小企业确实面临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是属于前进中的困难，发展中的问题。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刘亭进而表示，浙江企业遭遇“成长中的烦恼”，既可以理解成为企业内生变量导致遇到天花板而回落，也可以理解为外生变量带来了系统性风险。

浙江省工商联会长徐冠巨则在这一次由浙江政府官员组成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曾依靠成本优势赚取市场的情况一去不复返了。“外贸依存度比较高的行业，从事价值链低端的企业，现在的经营情况确实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他表示，有些企业发展，在诸多生产要素还没有完全储备好的情况下，过度的或者是带有盲目性的扩张行为，带来了一定的资金紧张，影响了日常生产的经营活动。

他们的讲话都说明了一个道理：传统浙商靠“四千精神”打拼出来的成本优势已经“生不逢时”；而过度的或者盲目的扩张，更是让外贸依存度高、从事价值链低端的浙商企业原本绷得很紧的资金链雪上加霜。

进一步说，一是浙商用吃苦精神拼出来的价格优势，不再是“一招鲜”的法器；二是不问天时“埋头拉车”、过度扩张的浙商反因他们的勤劳、速度而遭遇陷阱。

事实上，千辛万苦埋头拉车，攻城掠地游牧全国的，恰恰是“草莽浙商”的特点。

换句话说，“草莽英雄”的浙商时代已经终结。

于是联想翩翩。

想起了曾被誉为“国宝”的邱继宝。

中国最大的缝纫机出口和生产基地——年产150万台的飞跃集团，在2008年年初就传出了资金链问题，而5月初更有网友在网上发帖称，飞跃因为负债十多亿曾经申请破产。

而台州市经委5月的一份公开文件表示，由于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国际化等方面投入过大、战线过长，部分产品产销急剧下降，再加上紧缩的货币政策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给企业的资金链带来了很大的压力，飞跃集团面临严峻挑战。

陷入资金链危机的“飞跃”，最终在省、市、县三级政府的积极介入下，才得以在“瘦身”的前提下保全。

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则在6月份的时候，通过媒体向社会表示：“我们将通过立即瘦身，处置效能低下的资产，合理偿还社会债务等方式，尽快走出财务困境，共克时艰。”他进而感慨地说：“飞跃发展到今天，就是在不断遭遇困难，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经历并最终度过的每一次困难，都是企业浴火重生，凤凰涅盘的过程。”

毫无疑问，邱继宝算得上是一个风云浙商。这个早年做过泥水匠、补过鞋子的浙商，从底层一步步奋斗至今，打造了举世闻名的“缝纫机王国”，却在高歌猛进的路途中遭遇生死劫。他的经历极具典型性。据飞跃集团的一名高管说：邱继宝完全没有绯闻,没有花边新闻。对生活要求也极其低。“公司有客户接待,请客户吃饭,他也从不出席。平时就住在厂里一个几十平方米的房间里。他做饭,她夫人烧菜。”

廖廖数语，勾勒出草根浙商安于清苦、艰苦创业的精神。可以想象，邱继宝在发表“瘦身”和“共克时艰”的讲话时，他的内心里涌动着血战沙场的激情，他的眼眸中，闪烁着落寞英雄的泪花。

由邱继宝而想到更多的浙商。那些草根出生，艰难中创业、困苦中成长的浙商。他们，凭借着“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吃苦精神和卧薪尝胆的隐忍力，以及快速捕捉商机的敏感性，主动出击，勇立中国改革开放的潮头，积累了中国民营经济的“第一桶金”，完成了浙商“1。0代”的代际里程。

如果用另一个名词来替代，大概可以用“草莽英雄”来比喻“浙商1。0代”。“草莽英雄”时代的终结，也意味着“浙商1。0代”的终结。

如此说来，大凡没能走出“1。0时代”，没能从“1。0时代”走向“1。5时代”的浙商难言长寿。

这是本书立言的一个基点。也就是说，改革开放30年，浙商有幸完成了民营经济的原始积累，完成了“浙商1。0时代”的使命；并进而打下了转型的基础，部分浙商已经开始从草莽浙商转向智慧浙商、思想浙商、责任浙商。

“浙商1．5代”，走在从实业到资本的道路上

在“浙商1。0”实业的基础上，1。5代浙商大多都进行了资本运作。书中所选取的鲁伟鼎、徐永安、徐冠巨分别启动了“万向系”、“横店系”、“传化系”等资本大戏。也正是因为少帅派浙商的加盟，其父辈开创的基业得到了夯实，其父辈打下的江山，版图快速扩张。

当然，鲁冠球、徐文荣、沈爱琴等创业元老并没有停留在浙商1。0的代际里程中。依然在帐后运筹帷幄的浙商元老们与时俱进，开创了“浙商1。5代”的辉煌业绩。因而，“浙商1。5代”是两代人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打造的时代。这个时代，浙商从“一无所有”到“前店后厂”，从产业集群再到资本市场，经历了跨越式的发展。用3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大国上百年的路程。

回顾这样的历程颇有历史意义。本书有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共性，那就是第一代浙商的创业者在上个世纪70年代都有过被“关压”的经历——鲁冠球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被割过“资本主义的尾巴”；徐文荣被关了7个月；直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徐传化和沈爱琴还先后在“一批双打”等运动中被关禁闭……。然而，在那样的艰难困苦中，草根浙商们白手起家、百折不挠，点燃了中国民营经济的星星之火！

此后近20年时间，浙商开始选产品、搞技改、打市场、扩规模，以小产品赢得大市场，以千军万马的军团作战方式打下了浙江集群经济的基础。在此过程中，浙商因为群体性的发展被看成是一个商帮的崛起。也就是说，单个的浙商，其规模并不是最大；其竞争力也不是最强。

3年前，沈阳市副市长王英曾经对笔者说过一句话：“在我看来，没能挤进重化工业领域的浙商，至今没有挤进主流商人的群体”。这句话，对浙商多少有些刺激，但也不无道理。以“浙商制造”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仅仅是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末端”而不是真正决定国际经济命脉的“前锋”。因此，2008年浙商中小企业的危机，首当其冲受到伤害的还是外贸企业，汇率调整、出口退税取消和原材料成本的上升使得浙商企业的成本优势已经不再，利率上升和银行贷款收紧更是使企业雪上加霜。

这样的问题在以前的全球制造中心日本、台湾、韩国也都碰到过。这里的核心问题是产业升级：如何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如何完成从制造商向品牌商的转变。

于是人们看到：鲁冠球在完成第一桶金的积累之后，并没有着急实现自己的汽车梦想，而是努力将万向品牌打造成世界品牌；均瑶集团在迁都上海之后，并没有在乳业生产上进一步跑马圈地，而是适时转向现代服务业；方太以专业化精神精耕细做，追求中国厨房的第一品牌……。

浙商，被看作拥有产业集群优势的商人群体，其软肋依然还是产业，浙商当需努力的依然还是夯实产业的根基！

联想起2008年9月2日下午，在杭州举办的浙商与台商圆桌沙龙活动。这个由浙商研究会与台湾区电电公会牵手组织的沙龙活动让人领略到浙商与台商在电机、电子产业间的差距。

浙、台两省有着某些天然相似的东西——一样的资源小省；一样的因前店后厂模式发家。但台商早已走出加工制造阶段，树立了创新与研发的形象。以台湾的IC产业为例，非但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其晶片代工甚至占世界市场的80%。这其中，80%的产品是在长江流域生产加工制造的；而浙江的电机电子产业发展至今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当于台湾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发展水平。

行笔至此，更加深刻地体悟到：浙商1。5代，其是否优于浙商1。0代，不是看其资本手段的熟练与否，而在于其是否具有产业升级和转型的能力；是否能够建立真正的实业大厦！

而资本市场，是浙商1。5代不可或缺的舞台。没有这个舞台，其家族企业家族化管理的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没有这个舞台，浙商企业产业升级与转型将缺乏动能；没有这个舞台，浙商企业难以与国有企业、跨国公司的同台起舞！

浙商，从一无所有的资源贫瘠之地发端；建立起上百个制造业产业集群；再到树立起拥有核心竞争力的实业王国，进而渗入到资本市场，实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双赢，其道路漫长而曲折也！

浙商2。0代，谁为世界级企业家？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市场经济培养了1。5代的浙商；接下来的30年，能否再培养0。5代浙商，换句话说，“浙商2。0代”能否在接下来的30年里诞生，并从优秀走向卓越，成为世界级的商人群体？

这也是本书提出“浙商1。5代”观点，而非“2。0代浙商”的立言基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中国企业真正的挑战在于“国际化规则与世界级水平的运营”，因为中国企业，即便是优秀如海尔、联想、华为等，与世界卓越企业存在的差距是整体性的、全方位的。

那么，“浙商1。0代”甚而“浙商1。5代”，与世界级企业家的差距究竟几何？

首先来看战略差距。至今为止，浙商企业多以“权威谋略”为战略出发点，而世界级公司则以制度和文化为战略出发点。无论是鲁冠球还是徐文荣，他们都是在计划与市场“双轨制”的环境中起步的。在“市场”环境中，浙商们懂得了“国营厂长”不懂的竞争谋略，但“计划”余味下，许多浙商用东方模糊哲学变通产权关系。

与此相应的，在企业的管控上，浙商企业用能人管理控制公司；世界级公司用流程管理控制公司。这就是为什么王均瑶生前说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是他自己的原因。企业对公司的控制大多由人来完成，而不是通过制度与流程系统完成的。这样必然产生诸侯经济。即便是前卫如鲁伟鼎，他对集团的掌控，也是通过对13个人的管控来实现。能人式的管控痕迹依然明显。更有甚者，在堪称中国优秀企业的娃哈哈公司里，宗庆后的身边竟然没有一名副总裁。

综上两点，浙商在战略制定、企业管理上有着较深的“人治”特点，而非“法治”特性。事实上，经济社会的本质特征应该是“法制”。而公司的健康发展必须有两个基本因素，一个是和平的社会，一个是良好的法制环境，这样才能遵循基本的商业规则。

尽管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商业的繁荣，但严格来讲，中国企业的发展也就经历了改革开放的30年，因此和国外优秀企业相比存在差距就很正常。表面上看，浙商与世界卓越企业和企业家的差距是经营管理水平上的差异，是战略规划、组织形态、市场营销、品牌管理等各方面的差距，其本质上的差距却还是商业文化的相对落后，是人的思维意识还未能摆脱长久以来小农经济形态的影响。

这种商业文化的先天不足，表现在战略思想上，就是浙商喜欢做大，喜欢做外在的扩张，喜欢追逐机会。这里，有一个追逐机会的成功案例——中国服装业龙头企业雅戈尔。据了解，2007年雅戈尔的主业销售收入不足20亿元，但其持有的中国人寿、宁波银行等近十家公司的股票市值高达240亿元，企业利润的绝大部分竟然来自于非主业的股权投资和房地产。这就是为什么各行各业的浙商会蜂拥而入房地产业，牛市到来的时候，浙商纷纷涉足证券投资的原因。因为目前中国的发展阶段与商业环境，还无法说是完全的市场经济，这给企业家提供了太多的创富机会，同样也形成了太多的诱惑。

因为诱惑，浙商会情不自禁地迷恋上投机，而非投资。以致许多浙商不容易坚守自己的商业底线。但机会投资所产生的利润是可以持续的利润吗？被誉为拐点的2008年，许多盲目多元化的浙商遭遇了投机的陷阱。

2008年6月3日，浙江义乌金乌集团老板张政建因负债17亿元而“人间蒸发”；同年的6月26日，浙江东洲实业集团董事长何炜东因资金链断裂，负债数亿，举家逃往新西兰……。一系列因盲目扩张而导致资金链断裂的案例，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商业文化的根基之于企业家以及企业的发展作用重大。

正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间，快速成长的浙商走过了1。5代的里程，从“草根”成长为中国第一商人群体；继而又成长为中国最优秀的商人群体。那种因商业文化先天不足所带来的差距，却是浙商用30年甚至50年都难以弥补的。

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把“浙商2。0代”的发展放在改革开放“后30年”的时代背景里。如果这个“后30年”里，浙商新一代能够穿越国有垄断与跨国巨头的丛林，驾驭着“万向”、“横店”、“传化”等发端于浙江，成熟于国际市场的跨国企业，笑傲于世界经济的大舞台，“浙商2。0代”就成长为真正世界级的企业家；浙商群体也就真正成为世界级的商人群体。

借用海尔流行一句话：“要想一滴水不干涸，惟一的办法就是把它放到大海里去”。要想浙商的红旗不倒，要想浙商的事业后继有人，要想浙商的基业长成中国民营经济的参天大树，就应该把浙商放到真正开放、真正市场化、真正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大舞台上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浙商2。0的期待，更是对中国市场经济的渴望。

是为后记。

                                         徐王婴

                                              2008年9月14日（中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