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91岁的老人走了。

朋友圈里，满屏皆是致哀与致敬之声。

悼念文章如雪片般飞来。

有誉其为“最伟大的企业家”的，有高山仰止称其为“最后的英雄”的。马云、王石等企业家也纷纷发声，表达哀悼与纪念。

是的，他就是曾经的“烟草大王”褚时健。

曾经历牢狱之灾。74岁承包2400亩荒山开始再创业。10年之后，凭借“褚橙进京”而声名大噪，从“烟王”变为“橙王”……

朋友圈里，一有纪念褚时健的文章发出，就被默默地转走。

企业家群里，更是自发地发起各种纪念活动。

然而，另一种质疑之声也随之而来。

“假如啊，只是假如，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员，一个国企领导，在上世纪90年代，私分了300多万美元公款，个人贪污上千万，建立了12亿元的帐外小金库，而且以权谋私，一个批条就能让身边的人获利千百万。他的女儿依仗他的权力，接受、索要了3600多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这样一个人，你们会怎么看?

　现在，他去世了，媒体铺天盖地、追思、悼念、惋惜，仿佛要把他塑造成一个烈士，一个英雄，一个被体制束缚，生不逢时的普罗米修斯，一个‘感动中国’的人物。我记得于敏先生今年去世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大的动静。”

 发出《是谁在神话褚时健？》之问的先生，在文中表示：“死者为大”，对于褚老并无恶意。之所以要发此“逆而之言”，是为了“实事求是，一分为二”。

我相信，即使触怒舆情也要发声的评论者，一定是有其独立的思考和观点。事实上，大多数人对于20多年前“褚案”的案情了解的也并不多。

但人们对褚时健的敬重，并非基于为他“喊冤”，而是他的“服罪”，以及“自我救赎”。正如王石所说，“虽然我认为他确实犯了罪，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尊敬”。

“在某种意义上，褚时健独上哀牢山是一次‘圈地自困’，带有极浓烈的意象特征。

他对所受遭遇毫无反抗和辩驳，亦不打算与过往的生活及故人有任何的交集，自上山那日起，他的生命已与哀牢山上的枯木同朽，其行为本身是一种典型的自我放逐。也正因此，在公共同情与刻意沉默之间，无形中营造出了一个巨大的悲剧性效果。”

吴晓波的追悼文章《他把最苦的人生种出了甜》，大概回答了人们为什么敬重褚时健的缘由。

而我想说的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确有一个脱不开的企业家原罪的问题。原罪的困扰，也是民企形象不佳的重要原因，进而很多民营企业家信心不足。

但是，历史的车轮总是向前。为鼓励企业家们放下包袱、放下顾虑，两年前中央发布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还作了关于从轻追究“原罪”的讲话。

他在讲话中指出：对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因经营不规范引发的问题，要以历史和发展的眼光予以看待，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从旧兼从轻等原则公正处理，不盲目翻旧账。

是的，改革开放仅仅四十年，中国就走过了许多发达国家二三百年所走的路，并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发展奇迹背后，一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成长更可以说是一部野蛮的成长史。也正因此，罪与罚，原罪与赦免，以及企业家的自我救赎，就格外引人关注。

而褚时健，正是这样一个代表。一个曾经的功臣；又是曾经的罪犯；最终躺过了是与非、功与过的泥流，以耄耋之躯重新站立。

“衡量成功，要看从顶峰跌落之后的反弹力”。

也许，正是这样的落差，这样的反弹，才使褚时健拥有了比普通的劳模、甚至真正的英雄还要多的粉丝。

因为，劳模和英雄的“高大上”是许多人可望不可及的。而“孰能无过”的普及性，使得带有原罪而又走出低谷的人生“逆袭”，更具有典型意义和榜样力量。

世人难逃因果，但不能落入因果的牢笼。虽然，因果难逃，但因果可转。套用这句话对企业家朋友们说，就是：假如，你曾有过“原罪”，请不要陷在“原罪”而不自拔，请抖擞起精神，用正义与正气，还有奋斗，转出你的新天地。

当然，还要提醒的是：“因果不昧”。因地上的努力，才是更重要的。相信新时代的企业家们，在更规范的市场环境中，可以有更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