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洋行打压时代，中国商人生存发展壮大：一靠抱团、二靠革新。

青岛商脉记忆：从商帮到商会

1902年，德国人打算拆掉历史悠久的青岛天后宫。这座曾经护佑青岛口“百物鳞集，千艘云屯”、寄托祖祖辈辈华商信仰的神圣殿宇。拆庙引发轩然大波，一场抵制德国人的商人运动骤然而起。众怒难犯，此事遂不了了之。

天后宫保住了，就像祖宗牌位保住了一样。但牌位不顶饭吃，要想在洋行时代生存发展壮大，中国商人一要抱团，二要革新。祖宗家法该变就得变，穷则变，变则通。

各路商帮竞合发展

    “天后宫事件”这一年，青岛第一家近代商会组织——商务公局成立，会址就在刚刚幸免于难的天后宫。也是1902年，上海第一家新式商会——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要知道，上海开埠早青岛近60年。青岛商务公局实行董事制，最初有董事12人，山东籍6人，外省3人，洋行买办3人。

    德国人同意组建商会，是为了更好牢笼控制华商，发展殖民地经济。已经在中国积累了丰富贸易经验的德国人愈加清楚：一个中国沿海口岸城市的繁荣，主要取决于本土华商的积极参与，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与腹地建立并保持密切的联系交往。德国总督反复向洋行大班们强调，在青岛打造一个富有生气、资金雄厚的华商界，是完全符合德国商人利益的，这一点大班们应有正确理解。换言之，中国人组建商会，有利于更好地为德国商业服务。

    中国人力争成立商会，是为了给华商争取利权。“青岛开埠之始，市政权操诸外人，华商稍能自振，代表同业以参预市政者，仅傅炳昭、丁敬臣、包幼卿、周宝山、成兰圃与存约数人而已。”代表同业，参与市政，正是现代商会最重要的两大职能，《胶澳志》片言只语便点中要害。

    传统商帮搭上近代商会，是青岛商界组织转型的最大特质，也是绝大多数中国条约口岸经历的趋同模式。最早跟德国人打交道的华商领袖们，依凭地缘优势，抱团发展，在青岛凝聚了黄县帮、掖县帮、即墨帮、章丘帮、广东帮、江浙帮等圈子。各大商帮都有专业分工，黄县帮以纱布为主，掖县帮多经营草辫，即墨帮垄断花生市场，所谓“复诚、立诚、大有恒三家为巨擘”，江浙帮长于货栈仓储，“市面上信用极佳”，广东帮包揽洋广杂货，“办货时多整载运输”，景昌隆、广有隆等8家广东行栈商年营业额每家达100万之巨……其中尤以黄县、掖县、即墨等山东商帮“最能团结与互助，苟同帮中有一时资力不敷周转活仓促发生困难者，每集全帮之力援助之”。

在商帮提携同乡、互济共荣的带动模式下，青岛华商资本进入鼎盛期，“巨商大贾莫不扩张其贸易，而获利则丰厚矣”。大鲍岛地皮被华商炒得炙手可热，1914年山东街（今中山路北段）的房价已超过欧人区的威廉皇帝海岸（今太平路）的无敌海景房。

三年建起“三大会馆”

    会馆，这个明清以来就以同乡同业为纽带的传统商帮机构，开始在青岛爆发式现身。

    1905年，山东黄县人傅炳昭创办山东会馆，后成通号经理朱子兴等河北商人加入，改为齐燕会馆，青岛最大的银钱交易市场就设于此。第二年，广东香山人古成章创办广东会馆。再过一年，江苏人丁敬臣等创办三江会馆。三年之间，青岛“三大会馆”三足鼎立，在扮演重要商业角色的同时，也成为上世纪30年代之前相当亮眼的政治文化舞台。青岛最早的戏楼、国术馆和私立小学在三江会馆，1912年孙中山曾在广东会馆发表演讲，1930年“五三”惨案国耻纪念大会则在齐燕会馆举行。

    以三大会馆以核心的商帮群体，为青岛带来民族商业的创业精神和诚信品质，青岛由此成为南北商帮文化大交融的冶炼炉。南方商人以宁波人为例，仅大鲍岛就曾有60多家宁波人开设的店铺，最早的西服店、最早的钟表眼镜店、最早的照相馆等一大批青岛商界的第一，都由宁波人创造。江浙两广商人的精明、诚信、开通，为青岛商界打开了一扇别样的南风窗。

青岛自古属齐国，以黄县、掖县、即墨等齐地商人构成的齐商，是青岛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商帮。齐商文化，面向海洋，胸怀宽广，务实变通，敢闯敢干，善于学习。与章丘帮等传统鲁商相比，青岛齐商“尊贤而尚功”，面对洋行的商业冲击，不是一味敌对，而是主动学人之长，傅炳昭、隋石卿、宋雨亭等青岛商会头面人物哪个不是自学德语、英语，在跟洋人做买卖、熟悉国际贸易中历练成长的。就连德国人也不得不佩服这些“头脑理智、谙熟商务”的华人。三大会馆之首的齐燕会馆，标榜齐商，用意可谓深矣。青岛是齐商文化在西方文明冲击下的传承者和发扬者，亦可称一家之言。

商会之“游戏规则”

    依照清政府颁布的《商会简明章程》，1910年青岛商务总会正式成立，这是青岛第一个依法成立的现代商会。商务总会设董事20人，会长、副会长各1人。《青岛华商商务总会便宜章程》中称：“本会以联络商情、维持商业、开通商智为宗旨。”经此一变，青岛商会彻底破冰传统会馆固步自封的运作模式，功能愈加完备。与传统商帮会馆不同，商会不分行业、不论地缘、自愿入会、会务公开、职能明晰，它是一座城市各界商业人士共同参与的团体，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为青岛全体入会商人服务的机构。1913年青岛第一家同业公会——银行同业公会成立，日后银行公会联合青岛总商会一举废除胶平银，成就青岛乃至全国金融史上一件大事。到1931年，同业公会增至23家，而台东、台西、沧口等各区商会也相继成立，与各同业公会皆在总商会领导之下，青岛商会从单飞变为雁阵。

    就在舶来品从买办们手中进入中国之时，一种叫做契约精神的西方意识，也在中国商人心中建立起来。花生贸易由现金交易改为合同购销，茧绸贸易由闲话交易转向期货交易，商品规格和质量已进入标准化时代。信托、合同、信贷、期货等西方商业形式也逐渐在华商的意识中扎根。这些对于商会而言，既是挑战也是促进，商会必须担当更多现代职能。

    历经1916年、1931年两次改组，青岛商务总会从齐燕会馆迁出，先改为总商会又改为青岛市商会。商会会务增加了关于国际贸易之介绍及指导、参加国内外展销、筹办商品陈列所及商业学校等事项。特别重要的是会务还增加了关于工商业之证明及鉴定、办理商事公告、工商业之征询及通报、工商业统计之调查及编纂等事项，明显具备了行业管理的特征。青岛市政府为顺利征收营业税，转交商会包征，市商会专设“代征营业税办事处”。

    中国传统商业向来忽视商业调查，对同业生死往往置若罔闻，行帮习气导致“此业与彼业不通闻问，即一页之中亦各自为谋”。青岛市商会以商业调查为枢轴，扶翼同业。30年代世界大萧条波及青岛花生出口贸易，眼看众多行栈商家面临破产，市商会迅速展开调查，摸清各项数据，及时推出大笔收购、低息贷款、减税减费、仓储积存、加快周转等应急手段，成功协助华商渡过难关。此举绝非传统商帮会馆所能为和所愿为。

    一些政府不好出头的事，商会也主动接棒。以抵制日货为主要目的的国货运动，市商会先后组建了青岛国货陈列馆、国货公司和商品交易所，日本人对此种非官方的商业行为无可奈何，华商却大获裨益。至于协调产销关系、制定行业规格，提倡商业道德、监督商品质量，沟通官商联系，保证货源充足，调解商业纠纷、劳资关系等职能，商会大都一肩挑起，成为“小政府、大市场”这种典型商业社会的中坚角色。

    历经30年，三大会馆的彩头日加淡薄，总商会在人们心目中才是唯一的商界权威，是市政府之外的青岛第二大权力机关，尽管其一直被官方定性为民间组织。

    青岛商会日臻现代化之境，担当的社会责任愈重，参与的公益事业愈多。从代表商民申请日德战争损失利权，到争取庚子赔款筹办私立青岛大学；从创设甲种商业专科学校，到开办商会附设商业学校培养商界精英；从抗议日本在青岛设立警察派出所，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镇压中国工人；从创办育婴堂、济良所、救济院和贫民习艺所，到湖岛义地、现德丸沉船、脏土沟火灾、救助日本掠运劳工等任何一次救灾慈善活动，哪一样少得了商会运筹帷幄、鼎力支持？青岛商会所作所为已经并且将继续启示人们：最高的商道是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