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战到了节骨眼上，左宗棠和李鸿章都撤了，可胡还在狙击，终于被朝廷当作肉中刺拔之

胡雪岩之死和商战与官战

文/刘刚

左宗棠用兵，胡雪岩经商，都是大泽龙蛇，国之奇葩。

可胡毕竟是商人，虽然戴红顶子，穿黄马褂，但哪里真懂官家？他不能忍受外商霸占中国生丝出口，遂邀人“集资同买”，他拿出银子2000万两启动商战，囤丝14000余包，超出整个沪丝年交易量的三分之二，使丝价猛涨，囤积一年，沪丝价高于伦敦。

胡雪岩于1881年发起商战，当时，左宗棠坐镇两江，助胡商战，命上海道台关闭驻沪外商丝厂，且晓谕茧产地，增抽外商厘金以限制供应，捷报、沪报、申报对此都有报道。

到了1883年，外商丝厂虽未被强行关闭，却因蚕茧供应受限制而濒死。英国驻沪领事曾哀叹，中国政府的禁令若不取消，所有的丝厂都将关闭。禁令之缘起，并非出于对胡雪岩发起商战的支持，而是美商华地玛在沪投资办纱厂，与上海织布局逐利，李鸿章因与美商的关系，也附和禁令。

然而，胡雪岩是利用此禁令而发起商战的吗？非也！商战从1881年就已开始，而禁令至1882年7月始出，故其商战，自始至终，都是个人英雄主义。但胡之商战，曾得益于此，则毋庸置疑。反过来也可以说，此禁令能贯彻实施，商战之助，也是功不可没的。相比之下，李鸿章就事论事，当华地玛计划中止，李便应美驻华公使之邀，观摩美商丝厂，禁令也就适可而止。左宗棠也不见得有意要助胡一臂之力，然其兵家本性，使他对商事亦必以战言之。三人之中，只有胡雪岩坚持商战，不惜以身家性命相搏，以一己之力搏帝国主义，置生死安危于度外。

观其商战，因自作主张，非奉朝廷之旨，所以世人皆以“投机”谈胡雪岩。世上有如此的投机者吗？投机者，无不趋利避害，避重就轻，而胡则拥银三千万两，以中华首富身家，不坐享荣华，却不惜倾家荡产，欲为国家争利权，为民族伸正义，如此而言投机，真不知何为侠义。

自古以来，我国之利权，言其大者有二，一曰丝，二曰茶。当年郭嵩焘使欧，在英轮上，听说有英国商人窃取我国茶种，带走茶农茶工，种茶于印度，忧心忡忡。他不惧英人船坚炮利，而惧我国利权之失。胡雪岩此时心情，一如当年郭氏。如果他想投机，就应该为朝廷“招商引资”，开发我国利权，任外商掠取，但求分一杯羹而已。这原本也是朝廷国策，官商路线，然而胡雪岩不取。有人说，胡雪岩是“红顶”商人，他助左西征，甘为朝廷驱使，可见他想为官场中人久矣，哪有什么“独立之精神”？话虽如此，但见其一，而未知其二。其二就是君臣之外，他还有民族大义在；朝廷之外，他更有国家正义在。

雪岩一生，义薄云天。观其赠王有龄五百金，知其侠义之天性，率性而为也。当他助左公二十万石军粮，谈笑而定杭州，这哪里是求官？是本其忠义之良心，尽心而为也。当其追随左公西征，倾家担保左公军用，岂求为中国首富耶？是本其与生俱来之民族大义，尽力而为也！此次商战，他一掷千万，所为何来？是本其国家立场，捍卫国家利权，伸张国家正义，尽其国民之天理也！

胡雪岩虽戴红顶，授江西候补道，但其本性犹在，还是江湖中人；本业犹在，还是“民企”中人。从本性到本业，一个“义”字贯彻。从江湖义气到朝廷忠义，从朝廷忠义到民族大义，他与左宗棠一致。而从民族大义走向国家正义，左宗棠“廉颇老矣”，难于进取，毕竟是朝廷的人，是官场中人，朝廷与国家还难以分清，他也不想分清，因此，不能指望左能走出朝廷。

商战到了节骨眼上，左宗棠和李鸿章都撤了，惟有胡雪岩还在。中法战事一起，朝廷召左进京，委以军事，左从此不再过问商战之事。李也回头，继续招商引资。外商丝厂也转而寻求与中方合资，国家利权勉强得以维持，而不至于完全丧失。可胡还在狙击，终于被朝廷当作肉中刺拔之。朝廷变脸，便在英雄头上浇了一盆“投机”的脏水。狙击外资入侵，也就随之变成了妨碍“招商引资”。

商战至1882年，胡雪岩还在收购生丝，囤积原材料。而李鸿章则开始收购外商丝厂，来摘商战的桃子了，一心想摆脱外商控制的胡雪岩，没想到自己反而落在李鸿章的手里，被李主宰。商战至此，性质已变，从一致对外，转向胡与李的内战，李与帝国主义合作，像当年灭太平军一样，来灭胡了。

1883年初，上海就已露了金融危机的苗头，查《晚清经济史编年》一书可知，该年1月12日，上海金嘉记源号丝栈因亏折银56万两而突然倒闭，累及钱庄40家。上海各钱庄鉴于此事，遂次第收回向各业放款，而各业因周转不灵歇业者相继而起，不过半月，歇业之商号达20余家。按照中国传统过阴历年的风俗，可说是年关难过。上海钱庄分南市、北市。正月初四一开市，南市钱庄较去年就少了一半，北市则少了三分之一。

新年异象，胡雪岩似乎尚未注意到，据夏东元撰《盛宣怀年谱长编》，是年，胡握在自己手里的生丝就有15000包，压了资金125万英镑，以当时1英镑兑库平银4两左右换算，胡投了白银约500万两，可他还不罢手，这年6月，误传意大利生丝歉收，他接着收购生丝，推动丝价节节高升，自家钱庄几无头寸可调了，便向外资银行拆借，虽拆东补西，但屹立不倒，声势依然。可有两个“没想到”给予他致命一击：一是没想到意大利生丝非但没歉收，反而大丰收；二是没想到盛宣怀背后捅了他一刀。

就在这节骨眼上，胡雪岩为西征所欠80万两，刚好到还款期，用款人是朝廷，但借款却是他本人，银行只管找他要钱。这笔还款，历年都由他先垫上，协饷一到便还他，可这一回，盛宣怀先去找了上海道台邵友濂，说李鸿章欲缓发协饷，将还款拖延20天，邵为李门下，自然照办了。

盛立即串通外国银行，向胡催款，胡将阜康银号及各地钱庄的银子调来先还上，而盛宣怀通过电报，对胡的调款活动了如指掌，趁胡调空了银号，就派人去提款，挤兑阜康银号。本来钱庄市面就不好，加上中法开战，有法国军舰要来攻打上海的传言，人人自危，形成挤兑风潮，挤垮了阜康银号。

胡赶紧卖出生丝12000包，亏了银子150万两，欲救阜康，可挤兑如潮，杯水何益？市道如此，只好靠官场来救了。胡赶赴上海，找邵友濂，催发协饷，邵躲避了，给左宗棠发电报，左那边没有回音，据说，是盛宣怀派人将电报扣压了。即便如此，胡在官场朋友甚多，还有人帮忙。

挤兑，从上海总号开始。德馨，时任浙江藩司，与胡雪岩一向交好，听说上海阜康遭挤兑，料定杭州阜康挤兑会接踵而至，马上派人，去库中提出20000两银子，送到阜康，维持杭州局势。有官场维持一下，胡还不至于垮，可有人在官场也下手了。清廷据奏，问责官员在阜康银号的公私存款，问到刑部尚书文煜头上，追究一笔46万两的存款，要文煜交待。文煜回奏，自称从道员升至督抚，积俸银36万两，陆续交该号存放。于是，清廷责文煜捐银10万两，由顺天府从本地阜康银号如数提出，以充公用。接着，清廷又以该号闭歇，亏欠甚巨，将胡雪岩先行革职，并饬令两江总督左宗棠严行追究，赶紧清理亏欠，还说，胡有典当20余处，分设各省，买丝万余包，值银数百万两，存放浙省，要左一一查明清欠。

本来，胡雪岩破产对谁都没好处，因为“胡所倒约近千万两，半公卿大臣所寄放者”，恭亲王奕訢、协办大学士文煜“皆折阅百余万”，各省开报胡亏欠公款以及亏欠两江与江海、江汉关采办经费总计达240多万两，可王公大臣、各省督抚为什么还要眼睁睁地看胡倒下，而不像德馨那样去拉他一把？为什么清廷不管损失有多大，不问缘由不讲情理不去追究邵友濂为何扣压协饷，而将矛头对准他？知道什么叫杀功臣吗？这就是。一箭双雕，两个功臣一起杀。李鸿章与慈禧联手了。当年天京财宝的下落，慈禧就想查，结果查出个“刺马案”，有曾国藩在，她装聋作哑。这一回，李鸿章捅出“西征借款”案，刚好让她出一口压抑多年的鸟气，“天京财宝”案不了了之，“西征借款”案，她还不要一查到底？

胡雪岩发动商战，其自身亦有明显的缺陷，所缺有二：其一，胡非买办出身，对于国际贸易和国际市场所知有限。其二，胡的重商主义，还是以农业为基础，而非以工业为主导。这两缺，使他在商战中产生了两大盲点：一是市场的盲点，当上海的丝价已经超过伦敦时，他还在盲目地收购丝的原材料；当意大利蚕丝大丰收时，他还自以为奇货可居。二是实业的盲点，胡本人从未投资过近代工业，对于近代化的工厂格格不入，发动商战，驱逐外商，还排挤了工业，当李鸿章见好就收，转向外资工厂下手时，胡仍一味霸悍，坚持商战，不肯与之合流。至此，他也就在劫难逃了。

商战背后的官战

近代商战，是国以商为本，商以工为主的，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就提到“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论西人治富之术，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则工又为其基，商为其用”。

后来，“商战论”向“实业救国论”发展，就因为工业起了主导作用。中国近代论“实业”，始于郑观应，郑于光绪十九年即1893年致书金苕仁说：“富强之国，首在振兴实业。”

郑观应的所谓“实业”，包含了工与商。可惜胡雪岩就没有这样的“实业”眼光，他的商战思想，还在重商主义里，没有朝“实业救国”的方向发展，他本来是有机会取得商战成果的。如果他惟利是图，这也无可厚非，他可以趁着丝价上涨出货，于丝厂嗷嗷待哺时获利而退；如果他想办实业，也可以趁机并购重组外资丝厂。可此二者，皆为他不取，他宁可玉碎，也要商战到底。因为他不但是商人，更是战士，既是农本主义的耕战士，也是重商主义的商战士，他把商战思想放在农业基础上，而没有放在工业主导上，这就使他未能成为企业化的实业战士。

我们必须清楚，商战之士，其实是政治挂帅的，如要一味求利，就应该投机。可胡雪岩没有投机，因为他是商战之士。商战之士有文化，在文化上，他要担待民族主义；商战之士懂政治，在政治上，他要代表国家主义。胡以国士自命，以商战自许，不光因为他头上有红顶，更因他是左宗棠的知己。要把商战进行到底，可他的胜算在哪里呢？左公在时，他还可以靠官场；左公走了，李鸿章从商战转向了招商，官场靠不住，而且也不靠谱。为了要推倒他的靠山，朝廷就先来抽他的脊梁骨了。本来，商战是以市场为战场，可最后的决战，却在官场而不在市场。是政治，把市场变成了官场。

当时中国最大的政治，是两个对子，一个对子在中央——“叔嫂同治”，即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另一个对子在地方——“左李分治”，是李鸿章与左宗棠。可更大的政治来了，要来拆这两个对子，其始作俑者，就是慈禧。《尚书》曰“牝鸡司晨，惟家之索”，验之于史，还真是颠扑不破。

自从慈禧太后躲在幕后抓军权，大清朝就开始“抽心一烂”了。她把海军衙门设在她的园子里，“以昆明易渤海”，用军费修园子来抽国防的血。她为什么要这么做？腐败或许有之，但她毕竟还是个负责任的统治者，苦撑了大清朝那么多年，还不至于因为自己的腐败而将国防搞垮。难道是老糊涂了？这么说，可是小瞧她了。她非但不糊涂，而且过分清楚，有点像《红楼梦》里说的，“聪明反被聪明误”。

作为家天下的统治者，她心里时时揣着朝与国，老要掂量它们孰轻孰重。朝廷强大，君王敢说“朕即国家”；朝廷衰弱，就会害怕国家强大，用王朝史观培养的君臣，谁不会唱“尾大不掉”、“外重内轻”这一套中央集权的老调？唱了两千多年，习惯了，她自己不唱，也有人在她耳边唱，因为在大清朝的制度安排里，总有人来唱这样的老调，提醒朝廷关注谁的“尾巴”大了，该向谁下手。

左宗棠不可一世，“尾巴”有多长？从东南通往西北，从上海到新疆，比长城还要长，怎么样？还不是被她割了。第一刀割在浙江，借“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开刀，翁同龢揪出“左尾巴”，被她小试了一下；第二刀捅向上海，李鸿章揪住那“西征借款”的“左尾巴”，被她趁机一刀割下。两刀子割下去，加上法国人当头一炮，“左大尾巴”才被干掉，终于，被朝廷谥以一个“文襄”便送终了。

曾国藩死后，给朝廷留下两条“尾巴”，说得好听点，就叫做“龙城”吧。两条龙城，都与国防有关。一条是海防，以李鸿章为龙头，以北洋水师为主体，包括南洋、福建和粤水师，都从湘军水师发展而来；另一条是塞防，以左宗棠为龙头，以老湘军为主体，兼有湖广、陕甘，号“楚军”。

这两条龙城，是汉家江山的龙城，还是大清天下的龙城？华夷可以不辨，满汉不能不分。江山称“满”，还是姓“汉”，彼此心照不宣，不是说一句“满汉一家”就能解决的。从国防上来看，它们都是龙城，尤其左宗棠，岂止“不教胡马度阴山”，他将国防大大拓展，拓展到“不教胡马度天山”了。可是，从中央集权来看，他们都尾大不掉，都是朝廷放不下的大尾巴，若从满汉来看，就更是如此。曾国藩生前，以湘军布了一个国防的局，为汉人收复国权，那是既对内也对外的。左李二人，则把局越做越大，自以为龙城，不料自己已成为了朝廷的“大尾巴”。

晚清政局，说起来，就是个“内忧外患”之局。朝廷御患，自有左李；何以解内忧？唯我慈禧。有人说，曾氏平粤匪，左李定捻回，难道不是解内忧？从国家本位而言，堪称解忧，但以朝廷立场看，则为除患。立场不同，内外有别。立于朝廷，则朝为内，国为外；立于国家，则朝与国，均为内。慈禧立于朝，其内忧在朝，而粤、捻、回在朝之外，这便是外患。“同治”一朝，两宫同治，她以东宫为忧；叔嫂同治，她以恭王为忧；满汉同治，她以曾、左、李为忧。曾、左、李立于国，视粤、捻、回之乱为内忧，而以列强为外患，彼等对朝与国之区别，实未有慈禧所见深刻，因为当朝者专在王权与国权此消彼涨、此进彼退之分野处下功夫。曾、左、李均未当朝，朝廷也没让他们执掌军机处，虽然他们已握国权，而军机处为仍为王权之所在。

曾、左、李以国权进取，进入王权陌生领域，故王权避之，凡涉国防、外交、通商等有关国家主权事宜，均由曾、左、李来办理。而朝廷设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实上，“总理”不过代王权来过问，更何况，王权过问洋务，多属不得已。事到临头，无不怵头的，终归还得由拿实权的当事人——“总督”去办理。所以，洋人有事找总督不找总理。慈禧也如此，有了总督李鸿章，何须总理恭亲王？凡事皆“督”办，叔嫂同治，叔可休矣！李鸿章无同治之名，而有其实。还是洋人有眼力，甲午之后，李鸿章欧游，被洋人礼以“副国王”待遇。东南有事问中堂，西北有事找左相，此乃曾国藩布局，而慈禧拆之。

左宗棠凯旋，朝廷如何安置？理应入朝拜相，执掌军机，可朝廷却派他到两江去。一山岂容二虎？两江重地，辖于湘系，而李鸿章执湘军牛耳久矣，湘系已惟其马首是瞻，遇事大多相让。左宗棠督两江，却什么都得靠自己争，办铁路要争，办轮船也要争，办电报局还要争……因不同政见争，还可以道不同不相为谋，各自为政，为不同利益争，还同在一地，就难免你争我夺，你死我活。

左李酣争之时，朝廷忽然调走左，让左进京办军机，可谓调虎离山，正其时矣。左一进京，李就在上海下手，揪出胡雪岩，予以致命一击，左如泥足巨人，应声而倒，其势分崩离析，左因之辞职，愤然而死。本来龙城虎将，国之重彝，可老虎尾巴翘起来了，你让朝廷搁哪里？再说，老虎屁股也大，朝廷放不下，也就摸不得了。独坐江山如虎踞，枪杆子里养精神，此为曾国藩；时来我不先开口，运去哪个敢作声？更似左宗棠。二人皆有虎气，将老虎屁股坐落在湖湘文化里，把国家主义的老虎尾巴高高翘起，不入朝廷满汉同治之局。

而李鸿章居江淮，而似狐狸，一手抓长江口，一屁股坐渤海湾，他很想与慈禧同治，共朝廷“合肥”。当朝廷赐李三眼顶戴花翎时，李便悄然一变，成为帝王家的同治了。

李与慈禧同治，一主内政以专王权，一抓外交以握国权，两人联手，不仅改变了朝廷原来的“同治”格局，而且破了曾国藩苦心孤诣做的国家主义的局。人言李误国，多责以甲午战事。其实甲午战败，是李与慈禧同治所致，是慈禧先误了李，李才误了国的，李固难辞其咎，但根本还在慈禧。而一举推倒左宗棠，则是李与慈禧合力，李手里握有主动权，掂量轻重，拿捏分寸，予夺生死，皆出于李的手筋和手笔。

李下狠手，不留余地，以为赢家能通吃。然赢家眼里惟有战利，却忘了对手的存在是自己的前提，打倒了对手，就等于取消自己存在的依据。因此，高手过招，理应妥协大于对立。对立双方，同生共存于一个大局里，妥协方能维持。其势不两立，则大局危矣！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灭了对手，也就坏了大局。大局坏了，哪还有什么赢家？都要完蛋，早晚而已。

所以要识大体，顾大局。大局，不光是一对矛盾，更是一种生态，顾全大局，就是既要解决矛盾，也要保护生态。所谓胜负，不过是在同一个大局里，此消彼长，一进一退。大局一坏，即无所谓成败，同在一条船上，船都要沉了，还争什么成王败寇？可怜曾国藩立下个复兴之局，撑起汉家江山，哪曾想，就这样被左李之争加上慈禧推波助澜给破了。

破了曾氏的复兴之局，李转而与慈禧“同治”。可慈禧是“拆女”，拆是她的拿手好戏，一旦擅权，怎肯与人同治？于是，在朝廷，她先拆咸丰遗局，后开叔嫂同治之局。接着，又拆叔嫂同治之局而联手李氏。下一步拆谁？当然该是李，可拆到临头，而李不自知。

胡雪岩若知自己背后隐藏了这么大的政治，又何至于引爆自身，去做那商战之士？（原载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