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浙西的龙游县，在明清时期曾走出过一群数量庞大的商人，他们以“遍地龙游”的气势，从事山货木材、纸张书籍，乃至珠宝行业，其足迹远至云贵、新疆，其拥有财富之巨，则是奢华用度堪比王侯。并且，龙游商帮立于南孔儒学兴盛的衢州，为人处事极具儒家色彩。然而，自1860年代以后，龙游商帮便渐渐消亡不为人知，直到今天成为一个陌生的历史名词。

寻找远去的龙游商帮

文/叶毓蔚

    1465年（明成化元年），浙西龙游县府意外收到了一份来自万里之外云南姚安府（今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西部）的公函。该公函称，有为数多达三五万的龙游客商，在姚安“生放钱债，利上生利，收债米谷，贱买贵卖……”

    这群数量庞大的龙游商人，不仅买卖粮食、操纵市场，还娶妻生子、置买奴仆、游食无度，二三十年不回原籍，这引起了姚安地方政府的恐慌。

大明以农立国，从朱元璋开始就一直强调“农本商末”，更怕人口流动影响边陲的社会治安和粮食供应。因此，云南方面一再要求浙江地方政府把这些游走边陲的龙游商人带回原籍。

此事最终的结果，史书中并无确切记载，但却是龙游商人渐被官府高度关注的开始。

    一

然而，事实上，早在南宋时期，龙游商人群体便已出现。

龙游地处浙江省中西部，“南北环山、自西向东，只有一线溪河以通舟楫。

那是这自仙霞岭汩汩而来、流经龙游的衢江。

但正是这“一线溪河”，成就了龙游“上达江山、常山，下通杭州绍兴”的便捷水运交通。更何况，龙游本就地处浙江东、中部地区与江西、安徽和福建三省的交界处，于是成了名副其实的“四省通衢汇龙游”：东连严睦、西引信闽、水路辐辏。

由此，坐拥悠悠衢江水运便利的龙游，自古以来就是商道枢纽，东南沿海省份出产的食盐，靠着肩挑船运，经过龙游一直贩销到川、湘、楚、滇。尽管龙游本身多山少地，生存不易。

可也正是生存困境，迫使龙游人外出经商谋生：借助便利的交通，他们把山区乡村出产的竹、木、茶、柏、漆、油、炭、冬笋，加工或半加工成商品后大量外销。

尤其是，宋室南迁后、“行在”杭州的海量土木工程，以及对各色物产的迫切需求，让龙游当地丰富的山林竹木、茶漆粮油等有了近在咫尺的长期出口。

此外，为更方便连接、支援长江沿岸抗金前线，南宋官府修建了一条东起杭州、西接湘赣的“江右孔道”，在龙游和寿昌交界的梅岭关入龙游境，最后通过衢县、常山县交界的千里岗低谷，到遂安县的白马，转新安江水路入皖。

这是一条高等级官道：以条形青砖呈”人”字形铺嵌——据说当时每隔五里路就筑一座砖窑，就地烧砖供铺路之需。它后来成了徽商入衢的主要线路，而官道与衢江之间，则由一条自北而南的塔石溪相连。

并且，杭州自五代、北宋以来已是著名的书籍刻印中心。北宋时，杭州城里有14家著名书铺，杭州及各府私家刻书铺更多。而他们用的藤纸——这种上好纸张，便产于衢州府各县。

于是，在木材商人之外，造纸及贩纸产业，成了龙游商人自南宋以来的第二项支柱产业。当时，一个叫朱世荣的纸商，可能是龙游最富有的商人之一，“置产亘常州三县之半。后归里，复大置产，当时以为财雄衢常二郡。”

二

正如晚明文坛领袖王世贞所说的：“龙游届薄，不能无贾游。”也就是说，龙游地贫，经商为谋生的重要出路。这点很像徽商，徽州“多山少田，民逐末利”。从地理和经济生活的角度来分析，龙游之多商乃势所必然。

王世贞生活的晚明，也正是龙游商帮的全盛时期。明中叶以后的江南，俨然全国繁华之首，“各地风物惟苏杭是瞻，衣饰器用为全国之先”，而衢州龙游则“据浙江上游，川陆所会”，乃是明清江南的物资供应地之一。

另一方面，晚明商业气息渐渐风行，在庙堂之上，有首辅张居正的提倡：“古之为国，使商通有无，农本力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若权衡。”

在民间，沾染新世风的龙游，经历明中叶成化年间的云南姚安遣返事件后，到万历天启年间商人数也急剧增加，人们视经商为光彩的职业，商人社会地位提高的同时，他们涉足的行业也急剧扩张：山货、纸张、刻印贩书、珠宝古董、长途贩运、农业屯垦、矿冶……更试图向上游手工业生产发展，隐然有了纵向产业结构整合的意味。

在万历年间，龙游商人“半糊口于四方，诵读之外，农贾相半”，而到了晚明更是从商者“几空县之半，而居家耕种者，仅当县之半”。特别是龙游北部靠近官道及衢江沿江一带区域，到清康熙年间”率多行贾四方，其居家土著者，不过十之三四耳”。

三

然而常年背井离乡的代价，则是骨肉离散长期不能团聚的彻骨哀伤。以龙游童氏家族为例，自明嘉靖到清乾隆的两百年间，家族壮丁大多外出经商，留在老家的，无非是妇孺老幼，不足家族成员的三四成。

当地有一首叫《丈夫出门十八年》的民谣，道尽了“商人重利轻别离”的悲苦。民谣以守家媳妇凄风苦雨中守望的口吻唱道：“哭公鸟，叫连连，丈夫出门十八年。没儿没女真可怜，三寸金莲下烂田……猪油包，菜油煎，想想没儿没女吃个添”。

此间，龙游商人不仅活跃在江南、北京、湖南、湖北和闽粤诸地，还深入西北、西南偏远省份，时人流传的谚语称“遍地龙游商”。

他们行走姚安等西南边陲，足迹远及日本、吕宋、缅甸、印度，正是其独到商业眼光之处。这显然不是什么开发西部、邻邦互助的高尚情怀，而是最直接最原始的利益驱动。在龙游商人看来，越是边远之地，越是缺乏竞争对手，生意越是好做。

在当时的交通和生活条件下，携妻带子千万里跋涉绝非易事。天涯路难行，商人常年在外，客死异乡或旅途中也是常事。据龙游项家村《项氏家谱》载，项氏家族太祖有四个儿子，其中二儿子在新疆和田经商，每四年回家一趟，结果便因中途劳顿，客死他乡了。

另一位商人胡松也是如此，“商于外，久不归，其父往觅之，亦死于道”。

四

但这种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个性，也确实让龙游商人获得了巨额的回报。嘉靖年间，龙游人童巨川远赴宣府大同做边贸生意，往返一趟要好几个月，艰辛异常，但经过20多年的累积，童家俨然成为当地巨商大贾。

这个在元末因为时世纷乱而迁入龙游桐冈的家族，其始迁祖童圭最初是当地胡姓人家的赘婿，靠着一些有限的本钱开始经营鱼盐菽粟布帛，慢慢发达，后来渐渐扩大规模成了大布商。

龙游人经商自有其独特的门道，如大商人李汝衡被视为“饶心计”，他四处搜求各地精致丝织品，用大批船只运销到湖广的15个郡，其财力之雄厚，竟垄断了楚地丝织品贸易市场。

李汝衡不计小利、为人宽厚，人家借了钱长久未还也不计较；又信誉卓著，喜欢结交社会上各阶层认识，家里门庭若市，日不断客，一派富商巨贾的范儿。明隆庆年间任南京礼部尚书、太子太保的文坛领袖李维桢就曾赞其“楚人慕其谊，争交欢汝衡。”

由于经商成功，龙游商人们纷纷把赚得的钱拿回老家，大兴土木，光宗耀祖，并将外地的风尚也带回龙游。一座座深宅大院随之崛起，无论是翘檐、瓦当、青砖、粉墙，还是板门、石阶、花窗、廊柱，无不古色古香，精细典雅。而民众“服饰多用纱绢，器皿多用金银”。

1990年8月23日，龙游石佛乡石佛村出土了窖藏在一黑釉直口陶罐内的高脚金杯4只，金杯足底均镌“天启六年季春月佘荣四六置吉旦”。这4只金杯历经三个半世纪依然完好无损，其口作七瓣莲花形，口沿和足部分别针刻花蕊纹一周。龙游县博物馆副馆长朱土生说，这金制酒杯的富丽和规格，已然堪比王侯。

五

跋涉万里奔走边陲之外，龙游商人的另一个特色，是重文重儒，这与商道交融，形成了龙游商人的独特气质，并延续至今。

龙游是浙江省历史上最早建县的13县之一。龙游人自古以来就有诗书礼乐传家的传统，千年“耕读遵礼，弦歌不绝”。宋代龙游全县有进士109名，宰相余端礼父子皆是一门三进士。

尤其是北宋末年，因为金兵南侵，孔子第48代裔孙孔端友为避战乱，举家迁到衢州，形成了孔府南宗，这对龙游乃至整个衢州的文脉兴盛，意义至为重大。从此，书院遍布衢州府县各地，而龙游县更是儒学书院林立。在龙游商帮全盛的明清时代，当地书院一度多达30余所，民风淳朴尚德，人称“有东南邹鲁遗风”。

在此文化氛围中成长出来的龙游商人，“儒稚、谦恭、富有文化教养”，又“好善乐施，义利相兼”，俨然儒商风范。由是，热衷于经营文化事业，便成了龙游商帮的另一特色。

晚明书商童佩，刻书贩书于大江南北，名噪一时，他本人有《童子鸣集》、《佩萸杂录》、《九华游记》、《南狱东岱诗》，与余湘合纂《龙游县志》，刻印过《徐侍郎集》、《文房四谱》、《杨盈川集》等，学问深得名儒称赞，当时的文坛领袖王世贞更称之为“千古是知音”。有人甚至认为，与其说童佩是个商人，倒不如说他是个文人。

另一位书贾胡贸，承父兄书业，“往来贾书肆及士人家”，明代大学问家唐顺之因为爱书，把胡贸引为座上宾，认为没有胡就没有自己的成就。胡过世后，唐甚至赠棺以殓，表达哀痛之情。

龙游横山塔上有铭文记载：“功名显达，买卖随心”，或是龙游商人儒风的象征——读书人经商，使人们对传统观念中的商人素质有了不同的认识。亦贾亦儒，讲究的是节操与诚信，经营过程中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事”，也因此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

此外，龙游商帮在印刷业上亦颇有建树，很多读书人从自用开始经商，而后在儒商之间成功转变角色。史载，明代除杭州外浙江全省有11家著名刻书坊，龙游就有8家。

六

龙游商帮的兴盛，持续了数百年。直到清乾隆年间，乾隆帝弘历下江南时，龙游商人傅暹还曾两次去杭州接驾——所谓接驾，其实就是替皇帝巡游时的费用买单。彼时，其开支之巨大，商人若财力不够雄厚，往往接驾一次就会破产。

然而，到晚清1860年代以后，龙游商帮在中国历史上便再无声息。对于龙游商帮的消亡，一种说法是，儒学氛围中崛起的龙游商帮，也承受了太多儒家保守文化传统的负荷，大多始终未能培植出对商业的忠心，最终的选择仍是叶落归根，有钱后买田置地，又返回了以农为本的老路。

但事实上，导致龙游商帮没落的原因，首先仍是战乱。正如儒学造就龙游商人的文化素养，同时也限制了龙游商帮的发展那样。龙游“四省通衢”的水陆交通枢纽位置，同时让它成了兵刃血溅的四战之地：早在明末清初，连绵的战乱已经撬动了龙游商帮的根基。

1644年，清兵南下龙游，大明王朝委任的龙游知县挂印而去，龙游和平易手。但侥幸未能维持太久，南明军迅疾占据龙游，而后与清军在次拉锯近10年。待得南明平定，三藩之乱旋即又起，此间，福建耿精忠起兵后又长期占据龙游……战乱长期阻断商路的同时，也导致龙游当地人口锐减——据县志记载，战乱结束后，重新迁入龙游的姓氏多达70余个。

大约也是在这个年代，龙游石佛村那4只高脚金杯的余姓主人，因为战乱而弃家逃亡了，从此再没有回来。而那金杯，也便被长久地遗弃在了古老的地窖中。

而1860年代太平军在江浙一带的漫长拉锯战，则让龙游商帮彻底消亡。县志记载，侍王李世贤大军围攻金华时，整个龙游都成了太平军的兵营。

战乱不休造成龙游人口凋零、土地荒芜之外，太平军更洗劫了几乎所有龙游民间财富，仅存的大部分龙游商人，也陆续外迁。到民国时期，连龙游本地商业也几乎全落入外地商人手中，“遍地龙游”，已成绝唱。

七

但龙游商帮传统终究艰难地延续了下来。

“杭州的西泠印社、上海的朵云轩、北京的龙宝斋等知名书画社里，用的很多宣纸都是我们生产的。”如今，提起“寿牌”宣纸，龙游辰港宣纸有限公司总经理万爱珠一脸掩饰不住的骄傲。

“寿牌”宣纸采用龙游土法制作，质地绵密、细腻柔韧、渗透润糯特俱，深得沙孟海、郭仲选、谢稚柳、陆俨少等一大批书画名家的钟爱。而这些远至全国各地的生意，都是万爱珠从年轻时开始，背着一刀刀宣纸，来回穿梭于杭州、上海、北京，一单单“跑”回来的。

1972年，22岁的万爱珠进入龙游宣纸厂的前身龙游沐尘造纸社，跟随老一辈造纸师傅学习皮纸制作，并开始给一些老画家送纸上门。一刀品质好、分量足的宣纸重达6斤多，而万爱珠送一次货就要背至少20来刀纸。一个女人，背着100多斤重的宣纸四处奔波，一背就背到40多岁，着实吃了不少苦头，但也换来了“寿牌”宣纸的名声远扬。

一刀土法宣纸，传承的不仅是古老技法，更是龙游商人的地域文化和商帮精神积淀。正如龙游当地人所言：“诚信为本、以义取利。不畏艰辛、不恋家土，只要跨出家门，龙商人人都是一条龙。”

也不仅仅是寿牌宣纸，无论是闻名鄂尔多斯的“龙游村”，还是进驻深圳最大“菜篮子”的“一村一品”龙游馆，亦或是遍布全国各地的龙游商会，甚至是远至坦桑尼亚进行木材加工的龙游企业，无不继续践行着龙游商人“万里视若比舍”的精神，这正是新时代“遍地龙游”的绝佳写照。（原载《北方文学•精英汇》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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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游商帮

明清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领域扩大，商人十分活跃，逐渐形成了商帮。著名的商帮有徽商、晋商、江右帮、洞庭商帮、山东商帮、秦商、潮商、闽商、龙游商帮、宁波商帮等十大商帮。

龙游商帮则是一个以龙游商人为中心，带动整个衢江流域商人们的商人群体，他们逐鹿中原，远征边关，漂洋出海，以“遍地龙游”的气势，而被人们称为“龙游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