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7年吴英涉罪被捕以来，关于其罪与非罪、量刑轻重的争议在法律界与金融界从未制止过。吴英的论罪与否、量刑几何已被公众视为度量中国民营企业和民间信贷对接自由度的参还是本。

　　此次发回重审，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对其罪名认定上仍维持原有判断，认为“集资诈骗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却否定此前浙江省高院对于其举报官员举动不构成立功的认定，认为可不立即实行死刑。

　　即便仍有缺憾，但无论如何，面对如许一路广受争议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能够作出此番判决，实属不易。从这件事中也可以看出，公众的声音不再被简单视为法盲的声音，不再被无视：民意可能有偏颇，但为政者不可不察。

　　近年来，法律界对于死刑的认定越来越郑重。2006年1月，最高院收回死刑核准权，是近二十年来对于死刑所做出的最庞大改革，有利于从程序上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少杀、慎杀”已经成为司法实践中的紧张准则，从生命刑为中间向自由刑为中间，再向财产刑、资格刑为中间的过渡，是刑法当代化的必然趋势。纵观吴英案，更多争议集中在国有金融垄断。吴英被视为是对抗体系体例的悲剧好汉。好汉与否，不敢妄下判断。不过中国不是案例法系，而是成文法系的国家，类似吴英的民间借贷将来还会经常发生，谁来保证将来那些当事的民营企业家的清白呢？

　　江浙市场经济的发展快于其他地区，很紧张的一点来自于当局的“无为而治”。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因外部控制的进一步放松，市场在此率先恢复发育成为一种必然。

　　寄托着市场框架与民间契约，30年之后，江浙成为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而民间金融在市场发育早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制度性变迁大多源于下层民众的尝试性实践，在打破固有观念后，最终为社会普遍接受。假如当局期望中国出现健全的市场秩序，那么更当以宽容与一定心态看待民间企业家们的自生秩序，完全可以为企业家提供一个更为宽松的环境。

　　企业家的举动在此间可能会存在题目，但紧张的是，如何建立一个行之有用的监管系统，使他们的举动可以在法律的监管系统内天然通顺。

　　在吴英案情的陡转中，媒体、公众舆论在此间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1月18日，浙江省高院对于吴英案二审维持死刑判决，当时微博曾提议投票热议吴英是否该死，最闭幕果表现96%的网友认为吴英罪不当死，创新工厂董事长李开复、搜狐董事局主席张向阳、SOHO中国董事局主席潘石屹等商界名流亦在微博上呼吁“刀下留人”。通俗民众以微博为营，积极谏言，并终汇成壮阔河流。

　　若吴英此番能脱险得生，是为小我之幸，亦是这个民间金融功罪交集时代的吾辈之幸。（会员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