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宣布的5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 I)大幅低于4月，只略高于50%分界线，验证经济呈现快速下滑趋势。尤其令人忧虑的是，产制品库存指数大幅上升，表现企业贩卖不畅。而新订单指数回落至50%以下，处于萎缩区间，预示将来经济运动会更加低迷。加之早前宣布的4月宏观经济数据周全下滑，表现二季度经济或将回落至7.5%以下。这种经济下滑态势无疑引出了两个紧张议题，即需不必要刺激计划以及必要什么样的刺激计划。

　　与四年前金融危急时期相比，目前的情况有所不同。一方面，当前经济形势好于金融危急之时：第一，2009年一季度G D P最低时放缓至6.1%，而当前经济下滑除外需放缓外，很大程度上是国内房地产政策与限定地方当局投资平台政策等自动调控的效果；第二，今年4月出口同比增加下滑至4.9%，远远好于2009年5月的-26.3%；第三，4月工业增长值同比上涨9.3%，也好于2008年11月5.4%的最低点；第四，5月PM I为50.4%，仍好于2008年11月38.8%的最低点；第五，2008年出现了较为显明的失业题目，而当前就业市场仍然运行优秀。

　　此外，当前还具备肯定的项目贮备。金融危急之时，为刺激经济，一时审批了诸多项目。而今年恰逢“十二五”第二年“十二五”规划中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超过四万亿。去年通胀高企，为遏制通胀，紧缩政策持续了较长时间，许多项目的审批与开工被耽搁下来。因此此时推出的刺激计划，并非新项目，而只需加快已有贮备项目的审批和开工，就能达到较好结果。总而言之，诸多迹象表现经济刺激政策已在进行之中。

　　接下来的题目是，如何刺激？首先，应该在增加中解决题目。欧洲便是个例证。欧元区自债务危急出现以后，便一向致力于重塑财政框架，进行劳动力市场、福利制度等多项结构性改革。但过度紧缩的政策导致了经济赓续下滑，失业率屡创新高，希腊退出欧元区可能性加大等等。欧洲向导人不得不反思经济增加与结构调整的关系。

　　当然，西方应对危急的哲学也有借鉴之处。分外是在稳增加的同时，更应该看重经济结构调整，尽量避免“四万亿”刺激政策的弊病。其实，高质量的刺激政策，不论是四万亿，抑或是更多，落实下来其实并不困难，关键是找准方向。比如，“十二五”期间，假如能够进步国企分红，让国企税后上交盈利加大到20%，每年将有接近4000亿的空间用于还富于民；另外，中国储户因为长期负利率使得存款受损，假如能够消弭负利率，本轮刺激政策暂不考虑降息，居民部门一年也能增长利息收入几千亿。再有，当前民间借贷规模有三万亿，假如能促进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也将大有作为。当然，落实结构性减税、支撑保障房建设与刚性需求、加大民生项目建设等，都可以起到支撑经济增加的结果。

　　将来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可能更具有不确定性，将可能使中国经济受到更大冲击。一旦如此，我们应该有所预备，做好又一轮更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的预案。但即便如此，能够在稳增加的同时，更加看重结构调整、看重民生投入以进步经济增加的质量，便是积极有用的应对之法。（经济参考报）